从伦敦飞东京的航班上，陆川做了个奇怪的梦。
梦里他在一个巨大的地铁站里摊煎饼，周围是川流不息的西装人群，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地盯着手机。他每摊好一张，就有人机械地接过，扫码支付，然后继续赶路。没有人笑，没有人说“谢谢”，煎饼的香气在空调风里迅速消散。
“爸爸，这里的人不会笑。”梦里的小川说，她还是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不合身的车站工作人员制服。
“那我们教他们。”陆川把煎饼铲递给她。
小川接过去，笨拙地舀了一勺面糊，倒在虚拟的铛子上。面糊没有变成圆形，而是流成了一个笑脸。
然后地铁站里所有的手机屏幕，同时显示出了那个笑脸。
陆川醒过来时，飞机正在下降，舷窗外是东京湾灰蓝色的晨光。
程砚秋在旁边的座位上敲电脑：“做噩梦了？”
“不算噩梦。”陆川揉揉脸，“算……预警。”
东京的秋天气温宜人，但空气中有种紧绷感。他们入住的酒店在新宿，楼下就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地铁站之一。从房间窗户望出去，黑压压的人流像被无形管道输送的颗粒，精确、高效、沉默。
“监测数据显示，”马克斯在套房里架起设备，“东京的情感数据异常集中在早晚通勤高峰——早上八点到九点，晚上六点到七点。这两个时间段，整个东京都的‘情绪波动指数’会出现规律性塌陷，像被抽真空了一样。”
“抽真空？”陆川皱眉。
“就是情感浓度突然降到极低水平，几乎测不到。”马克斯调出图表，“但诡异的是，塌陷前后会有短暂的峰值——就像先加压，再抽空。”
程砚秋分析：“可能是某种情感收集机制，先激发情绪，再快速收割。”
张阿姨的视频电话这时拨进来，她在北京远程参与：“小陆啊，我联系上东京的华人广场舞队了。队长姓林，台湾人，在日本三十年了。她说最近日本社区在推广‘微笑通勤计划’，鼓励乘客在地铁里对陌生人微笑。”
“微笑通勤？”
“对，说是能缓解压力，促进社会和谐。”张阿姨顿了顿，“但林队长说，她试了几次，发现不对劲——那些微笑太标准了，像用尺子量过，嘴角上扬的角度都一样。”
陆川心里一动：“林队长能见面吗？”
“能，她说明天早上八点，在新宿站‘微笑通勤示范点’等你们。”
第二天早上七点五十，新宿站。
即使早有心理准备，陆川还是被人流量震撼了。成千上万的上班族像潮水般涌向闸机，脚步声密集得像暴雨，但几乎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在看手机，或者盯着前方某个虚无的点。
“微笑通勤示范点”设在中央通道旁，是个小小的服务站，两位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站在那里，脸上挂着标准的微笑——嘴角上扬30度，露八颗牙，眼神温和但空洞。
林队长已经到了。她是位六十出头的女士，打扮精致，但眉宇间有股韧劲。“陆先生吧？张姐跟我详细说了。”她中文带着台湾腔，“这边走，给你们看个东西。”
她带他们走到一排储物柜前，输入密码，打开其中一个。柜子里不是行李，是一个银色的金属箱——和伦敦教堂里那个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标签写着“TYO-05”，批次编号更新了。
“这是我偷出来的。”林队长压低声音，“上周，‘微笑通勤计划’的工作人员来我们社区中心推广，送了这个‘微笑训练器’，说是戴在手腕上，能通过轻微电击和气味释放，帮助形成微笑习惯。”
陆川拿起那个手环，很轻，设计时尚，看起来就像普通的智能手环。但内侧有微小的电极片，还有几个几乎看不见的释放孔。
“你戴过？”
“戴了一天。”林队长苦笑，“那天我对每个人都笑，连便利店收银员找错钱我都笑着说没关系。晚上回家后，我哭了两个小时——不是难过，就是控制不住地流泪。而且我完全想不起白天为什么笑。”
程砚秋检查手环：“电击应该只是轻微刺激，真正起作用的是气味释放。可能混合了多巴胺促进剂和记忆干扰素。”
“他们在制造标准化的‘微笑样本’。”陆川明白了，“东京的早晚高峰，人们本来就处于情感波动期——赶时间的焦虑，挤地铁的烦躁，工作压力。这时用手环激发人造的微笑和愉悦感，再快速收集这种‘标准化积极情绪’，用来构建他们的‘时间锚点模板’。”
马克斯点头：“所以数据会先有峰值（激发情绪），再塌陷（收割情绪）。像割韭菜，先施肥，再收割。”
正说着，早上八点的钟声响起。地铁站里突然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所有戴着那种手环的人——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同时露出了微笑。不是自然的笑，是机械的、同步的、嘴角弧度完全一致的笑。他们继续走路，继续看手机，但脸上都挂着那个标准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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