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过半，我们抵达了南欧一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名字的小镇。它蜷缩在蔚蓝的地中海臂弯里，白色的房子像贝壳般散落在山坡上，窄巷蜿蜒，到处盛开着灼灼的九重葛。时间在这里仿佛被调慢了流速。
我们租了一间带小露台的民宿，推开窗就是无垠的碧海蓝天。海风常年吹拂，空气里满是咸湿和植物被阳光曝晒后的暖香。
在这里，我们彻底切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手机大部分时间关着，丢在抽屉深处。笔记本电脑更是碰都没碰。我们刻意回避着任何可能来自公司、来自那座繁华都市的消息。这一个月，我们自私地、蛮横地，只属于彼此。
日子变得极其简单。
睡到日上三竿，慢吞吞地去镇上面包房买刚出炉的可颂和咖啡，然后坐在海边的长椅上，看着潮水一遍遍冲刷礁石，消磨掉一整个上午。
下午，或许会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散步，或许会找个阴凉的角落看书，或许干脆就躺在露台的躺椅上，什么也不做，只是听着海浪声打盹。
晚上，在小镇广场的露天餐厅吃最新鲜的海鲜，喝当地廉价的葡萄酒，听街头艺人弹唱着我们听不懂却觉得悦耳的歌谣。
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没有需要应对的纷扰。
世界被简化到极致：阳光，海洋，食物，和身边的人。
在这种近乎真空的宁静里，一些被日常忙碌和刻意回避的东西，开始悄然浮上心头。
我们聊很多天。
聊小时候的趣事，聊各自家庭里不为人知的琐碎，聊大学时对彼此偷偷的关注，也聊那分开的三年里，各自经历的、不曾向对方袒露的艰难时刻。
大多数时候，气氛是轻松甚至欢快的。我们会为某个童年糗事笑作一团，也会为某个无聊的话题争论不休，像两个斗嘴的孩子。
但有些夜晚，当海风变得温柔，星空格外清晰时，话题会不由自主地滑向更深的、带着伤痕的地方。
那晚，我们坐在露台上，分享着一瓶喝了一半的酒。远处传来隐约的吉他声，空气微凉。我们都有些微醺，靠在舒适的椅子里，看着星空沉默。
“清弦。”陆砚深忽然轻声唤我。
“嗯？”我侧过头。月光下，他的轮廓有些模糊，眼神却异常清明。
他沉默了几秒，像是在积蓄勇气，然后才开口，声音低沉：“那三年……赵总威胁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害怕？”
这个问题，像一根细针，轻轻刺破了我们之间某个一直小心翼翼回避的脓包。
空气仿佛凝滞了一瞬。
我握着酒杯的手指，无意识地收紧。冰凉的玻璃杯壁，唤回了一些冰冷的记忆。
我没有立刻回答。那些被刻意尘封的恐惧和屈辱，随着他的问话，再次清晰地浮现出来。赵总那张油腻而狰狞的脸，他甩在我父亲病危通知书旁的协议，那些不堪入耳的威胁……每一个细节，都像淬了毒的冰碴，扎在心上。
我深吸了一口气，海风的咸味涌入鼻腔，带着一丝苦涩。
“怕。”我最终给出了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声音有些发哑，“怎么会不怕？”
我低下头，看着杯中摇晃的琥珀色液体，仿佛能从中看到当年那个孤立无援、瑟瑟发抖的自己。
“我怕我签了字，沈家就真的万劫不复。我怕我不签字，我爸爸连最后几天安宁都没有。”我的声音越来越低，那些日夜折磨我的两难抉择，即使在多年后的今天提起，依然让我喉咙发紧。
“我更怕……”我顿住了，后面的话有些难以启齿，那是连我自己都不愿面对的脆弱。
“怕什么？”陆砚深的声音更轻了，带着一种近乎疼痛的小心。
我抬起眼，看向他。月光下，他的眼神深邃得像此刻的大海，里面没有评判，只有全然的倾听和……一种沉重的痛楚。
“我更怕……怕你知道真相后，会看不起我。”我终于说了出来，声音带着细微的颤抖，“怕你觉得我为了钱，可以出卖一切，包括……我们之间的感情。”
这句话，像是一直堵在胸口的一块巨石，此刻终于被搬开，露出了底下鲜血淋漓的伤口。
我以为我会哭，但奇怪的是，眼眶干涩得发疼。
陆砚深猛地握住了我放在桌上的手。他的手掌很大，温热而有力，完全包裹住我微凉的手指。
他握得很紧，紧得几乎让我感到疼痛。
但他没有说话，没有立刻说出我预想中的安慰或者道歉。他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仿佛要通过这种方式，将力量传递给我，也传递他无法言说的情绪。
我们就这么沉默着。
露台上只有风声，远处的吉他声，和我们彼此交织的呼吸。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开口时，他才用一种极其沙哑、仿佛被砂纸磨过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
“对不起。”
不是“都过去了”，不是“我理解”，而是最直接、最沉重的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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