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糜竺在西苑觐见，筹划着以商道行新政；当十八名御史暗行在上林苑深处接过白虹剑，即将隐入黑暗涤荡污秽时，位于南宫深处的东观秘阁，则沉浸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氛围之中。
这里没有觥筹交错的机变，也没有幽冥般的肃杀，有的只是几乎凝滞的空气，以及那仿佛永不熄灭的灯火。高大的书架如同沉默的巨人，投下幢幢黑影，其上密麻麻的竹简与帛书，承载着自先秦以来数百年的治乱兴衰、典章制度。空气中弥漫着陈旧书卷特有的味道，混合着墨锭的清香与灯油燃烧时产生的淡淡烟炱气。
几日几夜了？
守在秘阁外间的年轻书佐早已换了几班，但核心区域那几张拼凑在一起的长案后，几道身影却仿佛钉在了那里。为首者，正是须发已见斑白、面容因连日缺乏睡眠而更显清癯的尚书卢植。他的对面，坐着虽然年轻，但眉宇间已满是疲惫与专注之色的尚书郎荀彧。周围还有几名从秘阁和少府中精选出来的、精于算学和律法的干吏，此刻也都是一脸憔悴，眼中布满血丝。
长案之上，早已被各式各样的简牍、帛书铺满，几乎看不到原本的颜色。有泛黄的、记载着武帝时期“限民名田”诏令和董仲舒“塞兼并之路”奏疏的古老典籍；有记录着前朝各种田制改革尝试与失败案例的史册；更有大量来自各州郡、关于当前户口、垦田、赋税情况的枯燥数据报表。
他们的任务，是制定出“限田令”与“假民公田”的具体实行细则。这是皇帝“釜底抽薪”四大方略中，最为根本，也最为棘手的一环。触动土地，便是触动这帝国肌体最深层、最敏感的神经，牵动着天下所有拥有土地者的利益，从坐拥万顷的世家豪强，到仅有薄田数亩的自耕农，无人能够置身事外。
“难，难，难！”卢植放下手中一枚沉重的竹简，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声音沙哑地连叹三声。他指着一卷记录着某郡田亩数据的简牍，“光是厘清现有田亩归属，核实‘名’与‘实’是否相符，便是一项足以耗空州郡数载之功的浩大工程！且不说其中‘诡名挟佃’、‘寄户隐匿’等种种伎俩，防不胜防！”
他拿起另一卷帛书，那是他们初步拟定的“限田令”草案：“即便不论清查之难，这限田之额，定在多少为宜？过高，则形同虚设，无法抑制兼并；过低，则打击面过广，恐引天下汹汹，甚至……甚至可能将那些仅有少量田产、本是朝廷根基的士人、自耕农，也推向对立一面！”
卢植的担忧不无道理。土地是这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富象征，任何试图重新分配蛋糕的行为，都会引来最激烈的反抗。王莽改制的前车之鉴，如同阴魂般萦绕在每一个试图改革田制者的心头。
一名精于律法的老吏也忧心忡忡地补充道：“卢公所言极是。还有，对于超出限额的土地，如何处置？是强制赎买？还是课以重税？赎买，国库难以承担如此巨款；重税，则必然导致阳奉阴违，设法隐匿田产，甚至可能激变！”
另一名负责算学的官吏也接口道：“还有‘假民公田’，公田从何而来？是抄没的官田，还是新垦的荒地？分授的标准如何定？是按丁口，还是按劳力？租税几何？如何防止负责此事的官吏从中渔利，将良田分给亲近，而将瘠土分与贫民？”
问题一个接一个，如同乱麻般缠绕在一起，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衍生出无数的漏洞和弊端，让这本就艰难的改革，举步维艰。长案周围的气氛，愈发沉重。连续的高强度脑力劳动和对未来巨大阻力的预判，让每个人都感到一种心力交瘁的无力感。
荀彧一直沉默着，他面前摊开着一张巨大的白帛，上面用纤细的笔触勾勒着复杂的图表、算式和一些旁人看不太懂的符号。他听得极为认真，不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用朱笔做出标记。他的脸色同样疲惫，但那双清澈而沉静的眼眸深处，却仿佛有星辰在缓缓运转，闪烁着理性的光芒。
直到众人的讨论暂告一段落，被各种难题困扰得眉头紧锁时，荀彧才轻轻放下手中的笔，抬起了头。
“卢公，诸位，”他的声音依旧平和，带着一种能安抚躁动的奇特力量，“诸公所虑，皆乃老成谋国之言，切中要害。此事之难，确如移山填海。”
他先肯定了大家的担忧，随即话锋一转，指向了案上那些令人头疼的数据和草案：“然则，正因为其难，才更需抽丝剥茧，厘定先后，明确主次，以制度设计，弥补人力之不足，防范人性之贪婪。”
他首先拿起那份关于“限田令”限额的草案：“关于限额，彧以为，或可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划定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额。或可参考各州郡人均垦田数、土地肥瘠、以及当地豪强占地之普遍情况，划定一个浮动区间。例如，在地广人稀之边郡，限额可略高；在人口稠密、兼并严重之中原腹地，限额则需从严。此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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