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公徐达的溘然长逝，如同北疆一根擎天巨柱的崩塌，不仅在军中引起巨大悲痛，更在朝堂内外激荡起层层暗涌。镇国秦王吴铭身处大同漩涡中心，亲历了岳父的临终嘱托，也深切感受到了权力交接时的微妙与寒意。
新任大同总兵，乃是由朱标亲自简拔、与江南士族渊源颇深的将领郭英。郭英对吴铭表面礼遇，口称“王爷”，但在军务调度、资源分配上却壁垒分明。徐达旧部或被明升暗降，或被调离要害，吴铭带来的新式军械虽被接收，其使用和配给却牢牢掌控在郭英亲信手中。吴铭“协理军械”的职责，被巧妙地限制在了“技术咨询”和“质量监督”层面，无法触及核心的指挥与部署。
“王爷，郭总兵言，军中自有法度，火铳使用需统一操练，不宜由外人插手。”一名原徐达麾下的千户，私下向吴铭抱怨，面带愤懑。
吴铭摆手制止了他，面色平静：“郭总兵所言在理。我等只需确保军械完好，供应及时即可。”他深知，此刻任何对军权的觊觎之态，都会引来皇帝更深的猜忌。徐达新丧，北元虎视，稳定压倒一切。他必须隐忍。
他将精力专注于两件事：一是督促后续从天津工坊运来的物资，确保其质量和数量，并利用格物院医师的身份，尽力救治伤兵，在底层士卒中积累声望；二是通过吴定国，与那些仍对徐达怀有深厚感情、且对郭英离心离德的中下层军官保持联系，悄然织就一张无形的关系网络。他知道，直接掌控军队已不可能，但影响力，却可以如春雨般无声渗透。
大同的局势暂时稳定，得益于增援抵达和吴铭输送的军械，蛮子骑兵的攻势受挫，转而以掳掠周边为主，战事陷入僵持。吴铭的“使命”似乎已完成，但朱标召回他的旨意却迟迟未至。
应天府内，关于吴铭滞留边关、结交军将的流言悄然滋生。虽无实据，却足以在有心人的推动下，撩动皇帝敏感的神经。与此同时，秦王府的日子也并不平静。
徐妙锦坐镇京师，既要应对各方或试探或拉拢的拜访，更要警惕暗处的冷箭。方孝孺虽倒，其残余党羽及江南利益受损者，并未放弃对吴铭的敌视。王府周围，不明身份的眼线有增无减。甚至有御史上书，含沙射影地提及“亲王久离中枢，非国家之福”，“宜防微杜渐”。
这一日，双胞胎吴麒、吴麟在王府教师带领下前往京郊书院参加文会，返程途中，所乘马车竟意外惊马，险些冲下河道，幸得随行护卫拼死控制，才化险为夷。事后查验，马匹并非中毒，而是马蹄铁被人动了手脚，磨损异常，导致受力断裂！
这绝非意外！徐妙锦闻讯又惊又怒，一面严查内府，加强子女护卫，一面动用人脉，暗中追查线索。种种迹象，再次隐约指向与江南有关联的势力。他们动不了远在大同的吴铭，便试图在京中对其家眷下手，以此施压或报复。
“他们这是要逼我们自乱阵脚。”徐妙锦在写给吴铭的密信中，字迹力透纸背，“夫君在外，一切小心。家中自有我，必不使魑魅魍魉得逞！”
南方海域，“双屿港海战”的余波持续扩散。新明水师以少胜多，击败不明西方舰队的消息，终于无法掩盖，在东南沿海及朝野引起了巨大轰动。以往被视为“奇技淫巧”的新明战舰和火炮，其威力第一次以铁与血的方式，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朱标在震惊之余，心情极为复杂。他既欣慰于大明（或者说与大明关系微妙的新明）拥有如此海上强援，可震慑宵小，又深感不安——吴铭掌握的武力，已远超一个亲王应有的范畴，甚至可能威胁到朝廷对海疆的掌控。
他连下数道旨意，一边嘉奖新明水师“勇挫外侮”，一边严令沿海各地加强戒备，密切监视任何外来船只动向，同时以“咨询海事”为名，派遣钦差宦官前往福建，试图更深入地了解新明水师的虚实，并接触那支败退的西方舰队残部，探明其来意。
败退的西方舰队，并未远离。他们在琉球群岛以南的一处荒岛建立了临时据点，舔舐伤口。通过与钦差宦官极其谨慎的接触，他们自称来自“葡萄牙王国”，是为“贸易与传教”而来，并对自己之前的“冒犯”表示“遗憾”，但言语间，依然透露出对大明富庶的渴望以及对新明水师实力的忌惮与好奇。
更令人不安的是，新明潜伏在倭国的细作传回密报，葡萄牙人的使者，似乎也在与盘踞九州岛的某些强力大名进行秘密接触，内容涉及火器贸易与联合行动！
“西夷与倭寇勾结？”吴铭在大同接到林风转来的密报，眉头紧锁。这无疑是最坏的情况之一。若西方先进的火器技术流入倭寇手中，本就猖獗的东南海患将变得更加棘手。而葡萄牙人此举，分明是想在远东寻找代理人和突破口，其野心绝不限于简单的贸易。
就在南北僵持、海上迷雾重重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大同前线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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