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西下，雍华县的傍晚美得像一幅被岁月浸染过的旧画。
深秋的阳光不再炽烈，而是变成了一种温柔的、带着凉意的橘红色，从西边的山脊上缓缓流淌下来，漫过田野，漫过村庄，漫过那座开满丁香花的小山丘。山丘不高，坡很缓，站在顶上能看见远处那所中学的红砖楼房，能看见操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能看见孩子们在夕阳下奔跑的身影。那是韦佳乐生前教书的地方，她在那所学校待了三年，从一个青涩的实习老师，成长为学生们最喜欢的语文老师。她的办公桌在二楼靠窗的位置，桌上常年摆着一盆绿萝，窗台上贴着一张课程表，边角已经卷起来了，她一直说换一张，却总是忘记。
坟是新坟。泥土还是新的，上面撒着一些花瓣，是吴桂芳和陈溪音一朵一朵摘的。墓碑很简单，只刻着“韦佳乐之墓”五个字，下面一行小字：“爱妻，生于一九八二年四月，殁于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没有写生平和功绩，没有写那些头衔和荣誉，她不需要那些。她只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老师。坟前种着几株丁香，是她生前最喜欢的，说开花的季节满山都是香的，闻着心里就静。
李明阳坐在地上，已经很久了。他就那样坐在坟前，双腿盘着，背靠着那块冰冷的墓碑，像靠在妻子肩上。他的目光穿过那片开满丁香的山坡，落在远处的学校上，落在那些在夕阳下奔跑的孩子身上。他的脸上没有泪，泪已经流干了。眼睛还是红的，眼眶深陷，像两口干涸的井。那一头花白的头发在夕阳下泛着银色的光，像霜，像雪，像一夜之间被偷走的岁月。他不说话，就那么坐着，像一棵扎根在坟前的树，像一尊被遗忘了千年的雕塑。
身后，站着很多人。
李国华站在最前面，腰背挺得笔直，手里拄着拐杖，目光落在孙子的背影上。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只有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人才能读懂的东西。赵桂芳站在他身边，眼眶还是红的，但已经不哭了。她看着孙子的背影，看着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想上前，想拍拍他的肩膀，想说“孩子，跟奶奶回家”。但她没有动。她知道，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安静，是陪伴，是这片开满丁香的山坡和这座新起的坟。
李爱国站在父亲身后半步，双手垂在身侧，面色沉静。他看着儿子坐在地上的背影，心里像被人用钝刀割着。他想起了儿子小时候，骑在他脖子上逛庙会，笑得像朵花。想起了儿子考上大学那年，在电话里兴奋地说“爸，我考上了”。想起了儿子结婚那天，穿着西装站在他面前，叫了一声“爸”，声音有些发抖，眼眶有些红。他的儿子，长大了，当了官，娶了媳妇，马上也要当爸爸了。可是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他的拳头攥紧了，又松开，再攥紧。
吴桂芳站在他身边，眼睛红肿，嘴唇抿成一条线。她已经哭不出来了，眼泪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流干了。她看着儿子那头花白的头发，心里像被人剜掉了一块肉。她想冲上去，想把他抱在怀里，想说“儿子，妈妈在这里”。但她的脚像被钉在地上，一步也迈不动。
李爱民和李爱军站在后面，两人面色凝重，谁也不说话。李爱民的手机一直握在手里，屏幕亮着，消息一条接一条地跳出来。他看了几眼，眉头皱得更紧了。李爱军站在那里，双手背在身后，目光落在侄子的背影上，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复杂。
韦鹏和陈溪音站在另一边，两人靠得很近，像两棵被暴风雨摧残过的老树，互相支撑着。陈溪音的眼睛已经哭肿了，嗓子也哭哑了，她看着女儿的坟，看着女婿坐在地上的背影，眼泪又流了下来。韦鹏扶着她，自己的眼眶也红得像火烧过。他没有哭，只是站在那里，像一座沉默的山。
雍华县的一众领导班子站在最后面，黑压压的一片。县委书记、县长、各局局长、乡镇党委书记，能来的都来了。他们站得很整齐，表情很肃穆，偶尔有人低头看手机，又迅速收起来。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交头接耳，甚至没有人敢大声呼吸。他们知道，前面坐着的那个人，虽然被停职了，但那只是停职，谁也不敢保证他不能官复原职。而且他身后站着的那个老人，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他们的生死。就算是做做样子，他们也得把工作做足了。
学校的一些老师代表也来了，站在更远一些的地方。他们穿着素色的衣服，手里捧着鲜花，眼眶红红的。韦佳乐是他们的同事，是他们的朋友，是那个在办公室里总是笑眯眯、从不跟人红脸的小韦。他们想来看看她，想送她最后一程，想在这座新起的坟前，鞠一个躬，说一声“小韦，一路走好”。
夕阳缓缓西沉，把所有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那些影子交叠在一起，像一幅浓墨重彩的水墨画，画里有悲伤，有思念，有愤怒，还有一丝说不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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