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冬日阳光透过窗棂，在实验室的水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林闻溪站在无线电前，手中捏着刚刚译出的电文，指节因用力而发白。房间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屏息等待着国际社会的回应。
已经第七天了。
七天前，他们冒着极大风险，通过多个秘密渠道，将日军生物战的确凿证据发送给了盟国政府、国际组织和主流媒体。证据包括实验室照片、实验记录、受害者证词，甚至还有生物制剂的样本数据。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严格验证，确凿无疑。
然而，回应他们的，只有震耳欲聋的沉默。
“还是没有任何正式回应吗？”顾静昭轻声问道，声音在寂静的实验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林闻溪摇了摇头，将电文放在桌上：“只有一些无关紧要的确认收讫通知。美国政府说‘正在研究’，英国政府表示‘高度关注’，苏联方面说‘需要进一步验证’...”
“他们在拖延！”伊万诺夫愤然拍桌，“证据如此确凿，还有什么可验证的？这明明就是政治考量！”
更令人心寒的是国际媒体的态度。除了少数几家进步刊物外，主流媒体要么轻描淡写地报道，要么将消息埋在不起眼的版面，甚至有些直接质疑证据的真实性。
《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尤为刺眼：“在缺乏独立验证的情况下，对日军的生物战指控应持谨慎态度。战争时期常有各方散布不实信息...”
“谨慎态度？”小张气得声音发颤，“我们冒死取得的证据，他们就这样轻描淡写？”
傅连暲从外面匆匆进来，面色凝重：“收到外交渠道的非正式消息，盟国高层认为现在揭露此事会‘影响战局’，可能等到战后再说。”
“等到战后？”林闻溪难以置信，“这意味着还会有多少无辜百姓受害？他们明明可以立即制止这种罪行！”
现实很快给了他们更沉重的打击。一周后，一个原本答应前来进行独立验证的国际医学代表团突然取消行程，理由含糊其辞。
紧接着，一些国际援助机构的药品和设备供应开始出现“意外”延误和短缺。最明显的是，几家国际药厂突然提高了关键药材的价格，涨幅高达数倍。
“这是有组织的压制，”林闻溪分析着这些“巧合”，“有人在暗中阻挠我们。”
压力不仅来自国际，内部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某些原本支持他们工作的部门开始态度暧昧，经费审批变得异常缓慢，甚至有些合作单位找借口暂停了合作项目。
“听说重庆方面给了压力，”傅连暲私下告诉林闻溪，“某些高层人士与国际药厂关系密切，不希望这件事继续发酵。”
最令人愤慨的是，日军显然利用了这段沉默期，加紧了生物武器的实战应用。前线传来的消息显示，新的疫情爆发点正在增加，症状与实验室发现的制剂高度吻合。
“他们知道国际社会不会立即反应，所以更加肆无忌惮！”顾静昭看着最新的疫情报告，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团队的情绪陷入了低谷。多年来冒着生命危险取得的成果，换来的却是冷漠和沉默。一些年轻队员开始怀疑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
“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一个年轻研究员哽咽着说，“老王、小陈、老李...他们的死难道就换来这样的结果？”
就在这最低落的时刻，转机意外地出现了。
那是一个雪夜，一位不速之客敲响了研究所的门。来人是一位美国记者，名叫埃德加·斯诺，正是多年前访问过延安的那位。
“林博士，我很抱歉，”斯诺脱下沾雪的大衣，面色凝重，“国际社会对你们的发现反应令人失望。但我相信真理终将大白于天下。”
他带来了一些内部消息：之所以国际社会保持沉默，是因为某些盟国官员与日本军方有秘密往来，甚至某些西方药厂正在与日军合作开发生物制剂！
“这是一张巨大的利益网，”斯诺说，“你们触碰了太多人的奶酪。”
更令人震惊的是，斯诺透露，某些盟国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日本生物战的证据，但出于政治考量选择保密，甚至以此作为战后谈判的筹码。
“他们不在乎中国人民的死活，只关心自己的政治利益！”斯诺愤慨地说。
这个消息让团队既愤怒又无力。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罪行，而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利益网络。
“但我们不能放弃，”林闻溪在团队会议上坚定地说，“即使国际社会沉默，我们也要继续发声。为了那些已经牺牲的人，为了那些正在受害的人。”
他们决定改变策略：绕过政府和主流媒体，直接向国际科学界和民众呼吁。
首先，他们将证据材料简化成多种语言的小册子，通过各种渠道向世界各地散发。内容聚焦于科学事实和人道灾难，避免政治化表述。
其次，他们联系那些有良知的国际科学家，邀请他们进行独立验证。多位知名科学家响应呼吁，开始关注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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