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那年的秋天，我背着洗得发白的书包踏进一中校门时，梧桐叶正簌簌落在青砖路上，铺成一片深浅交错的黄。转学手续办得仓促，我穿着旧校服站在陌生的班级门口，班主任的介绍声像隔着一层雾，同学们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好奇、疏离，像针一样扎得我浑身不自在。从那天起，我成了教室里最安静的影子，上课低头记笔记，下课缩在座位上翻书，午餐总是一个人躲在食堂角落，连去卫生间都要等走廊空无一人时才敢动身。
性格里的孤僻像是与生俱来的藤蔓，缠绕着我从小到大。父母忙于生意常年不在家，我习惯了独自吃饭、独自做作业、独自应对所有麻烦，可当这份孤独被塞进满是热闹的新环境里，还是显得格外刺眼。没过多久，我就找到了那个能容纳我所有沉默的地方——离学校两条街的“喵语时光”猫咖。
猫咖不大，推开玻璃门就会闻到淡淡的猫砂香混着焦糖咖啡的甜。暖黄色的灯光挂在木质房梁上，墙壁上贴满了猫咪的照片，几张布艺沙发零散地摆着，每一张都大概率蜷着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老板是个温和的姐姐，见我总一个人来，从不主动搭话，只是会额外给我端上一小碟猫条。我固定坐在靠窗的角落沙发，那里常年卧着一只三花猫，毛色是浅白、橘黄和墨黑交织的，眼睛像浸在温水里的琥珀，性子温顺得很，无论我摸多久都不会不耐烦。
第一次遇见李龙章，是在转学后的第三周。那天我又因为同桌无意间的一句“你怎么总不说话”而情绪低落，放学铃一响就逃似的冲到猫咖，把脸埋在三花猫柔软的绒毛里，指尖轻轻顺着它的脊背摩挲。三花猫发出舒服的呼噜声，用脑袋蹭了蹭我的掌心，我却突然鼻子一酸，对着它轻声呢喃，声音里带着连自己都没察觉的委屈：“咪咪啊，我是一个很差的人吗？”
话一出口我就自嘲地笑了。我当然知道，一只猫听不懂人类的烦恼，更给不了我想要的答案。可那一瞬间的脆弱太汹涌，我急需一个出口，哪怕只是对着一只猫倾诉。我抬手揉了揉三花猫的耳朵，正准备起身去点杯热可可，一道慵懒的男声突然从旁边传来，带着点天津话特有的温润尾调，不高，却清晰地落在我耳里：“你很好。”
我猛地抬头，撞进一双格外认真的眼眸里。男人就坐在我旁边的单人沙发上，穿着一件简单的黑色卫衣，袖口挽到小臂，露出手腕上一块老旧的机械表。他头发剪得干净利落，额前碎发微微垂着，遮住一点眉眼，下颌线线条柔和，嘴角还带着一丝刚说完话的浅淡弧度。他的腿上蜷着一只英短蓝猫，此刻正睡得香甜，他抬手轻轻按住蓝猫乱动的爪子，目光落在我身上，又重复了一遍，语气比刚才更笃定：“相信我，你真的很好。”
我瞬间涨红了脸，慌忙低下头，手指紧紧攥着沙发套，心跳快得像是要冲出胸腔。尴尬、羞涩，还有一丝莫名的暖意交织在一起，让我连抬头看他的勇气都没有。倒是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窘迫，没有再说话，只是拿起放在茶几上的一本旧书翻了起来，动作轻柔，生怕吵醒腿上的猫。房间里只剩下猫咪的呼噜声和书页翻动的轻响，刚才的窘迫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安稳的静谧。
后来我才知道，他叫李龙章，比我大两岁，十八岁，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那天他是刚结束广德楼小园子的下午场演出，卸了妆就来这儿躲清净。猫咖老板说，李龙章是这里的常客，大多时候都是演出结束后过来，点一杯美式，找个角落坐一下午，要么看书，要么撸猫，话很少，性子淡得像一杯温白开。
我渐渐和李龙章熟络起来。每天放学我都会准时去猫咖，大多时候他都已经在那儿了，还是坐在那个单人沙发上，腿上偶尔换一只猫，手里要么是曲艺相关的书，要么是写满台词的笔记本。我们起初话不多，我摸我的三花猫，他看他的书，偶尔他会指着笔记本上的句子问我：“你是高中生吧？帮我看看这话这么说是不是别扭？”我才知道，他正在和搭档打磨新段子，那些绕口令、贯口，他都要反复琢磨好几遍。
李龙章是天津人，从小就浸在曲艺氛围里，打小就爱听相声，十五岁那年不顾家人反对，揣着攒了半年的零花钱来北京考德云社，一路过关斩将留了下来。他没上过大学，甚至高中都只念了一年就辍学专心学相声，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基本功，绕口令、太平歌词、快板，一遍又一遍，直到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才肯停下。“那时候在后台，师兄弟都笑我轴，”他说起这些时，指尖轻轻敲着茶几，眼神里没有抱怨，只有一种对热爱的执着，“可我就想把这门手艺学好，能在台上让观众真心笑一声，就值了。”
我常常跟他说学校里的事：语文课上老师念错的古诗，同桌偷偷传的小纸条，运动会上隔壁班跑错赛道的乌龙，还有月考后班主任语重心长的谈话。每次我说这些时，李龙章都会放下手里的书，认真地听着，眼睛里满是羡慕。他的眼神很干净，那种羡慕不掺任何杂质，就像一个渴望糖果的孩子，轻声呢喃一句：“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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