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栓子，生在1980年的东北农村。我们村叫柳条沟，四面环山，冬天来得特别早，雪下得特别厚。那年我八岁，上小学二年级，记得清楚，是1988年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前一天。
那天放学，天阴沉得跟锅底似的。我背着军绿色书包，踩着没脚脖子的雪往家走。路过村口大槐树时，看见树杈上挂了个白布条，在北风里哗啦啦飘。我知道，村里又有人走了。
“栓子！快回家！要下大雪了！”我爹在院门口喊，嘴里呵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
我爹是木匠，方圆十里手艺最好。我家三间土坯房，院墙是黄泥掺秸秆垒的，院里有口老井，井轱辘上缠着粗麻绳。堂屋正墙上贴着寿星像，旁边是我得的奖状，塑料薄膜都泛黄卷边了。
天黑透时，雪真下来了。不是一片一片，是一团一团往下砸。我趴在被火炕烤得温热的窗台上，看着外面越来越白的世界。玻璃上结着冰花，像一片片羽毛，我用手指按上去，化出一个个小圆圈。
“看啥呢？吃饭！”娘端上一盆白菜猪肉炖粉条，几个玉米面饼子。煤油灯的火苗跳动着，墙上人影也跟着晃。
爹抿了口散装白酒，眉头皱着：“后山老李头没了，明儿个得去帮忙。”
“咋没的？”我问。
“昨天下套子，脚滑摔沟里了。今儿晌午才寻着，人都硬了。”爹叹了口气，“可怜，老伴去得早，闺女嫁到外省，就一个侄子还不成器。”
我心里咯噔一下。老李头常在学校门口卖糖葫芦，有时候我帮他穿山楂，他给我一根小的。糖葫芦在冬天硬得像石头，含嘴里半天才化开一点点甜。
“他侄子李三儿能管后事？”娘问。
“不管也得管，村里人都去搭把手。”爹说完又抿一口酒。
夜里，雪还在下。风声像吹口哨，一阵紧一阵松。我裹着棉花被子，听房梁被风刮得嘎吱响。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好像听见井轱辘转动的声音，吱呀……吱呀……慢悠悠的。
我以为做梦，翻个身又睡了。
第二天，雪停了，天地白茫茫一片。院里积雪有膝盖深，爹拿铁锹清出一条道。太阳出来，雪地亮得刺眼。我穿着娘做的棉袄棉裤，像个小球一样滚到院里，堆了个歪鼻子雪人。
“栓子，过来。”爹蹲在屋檐下磨斧头，青色的磨刀石上洒了水，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
“啥事爹？”
“今儿我去帮忙，你在家看门，别乱跑，尤其别往后山去，听见没？”
“为啥？”
“小孩子别问为啥，听话就是。”爹站起来试试斧刃，“你娘去你姥家，下晌就回。锅里有饭，自己热着吃。”
我点点头，心里却像有只小猫挠。为啥不能去后山？老李头不是在村里办丧事吗？
爹扛着木匠家伙什走了。我一个人在空落落的院子里，突然觉得房子特别大。风从门缝钻进来，呜呜响，像谁在哭。
中午，我热了剩饭，端着碗坐在门槛上吃。正扒拉饭粒，看见隔壁二胖在门口探脑袋。
“栓子！玩爬犁不？”二胖吸溜着鼻涕，脸蛋冻得通红。
“我爹不让我出门。”
“就村口坡道，不去后山。”二胖眼珠子转转，“我有新爬犁，我爹刚做的，可快了！”
我动心了。村口坡道离家不到二百米，爹不会知道。我扒完最后一口饭，碗往灶台一放，跟着二胖跑了。
新爬犁确实快，坡道上积雪被踩瓷实了，滑下去风呼呼的。我们玩了七八趟，浑身冒热气。最后一次滑到底，爬犁撞到个东西，停了。
是个冻硬的雪堆。我起身拍雪，忽然发现，这雪堆形状有点怪，长长的，一头大一头小。二胖拿脚踢了踢，雪扑簌簌落下，露出底下一点颜色。
是藏蓝色，带白色条纹。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老李头有件这样的棉袄，我见他穿过。
“二......二胖……”我嗓子发干。
“咋了？”
“这......这像不像个人……”
二胖也愣了，蹲下去仔细看。雪堆又落下一些，一只青白色的手露出来，手指蜷着，指甲缝里都是泥。
我俩同时尖叫，连滚带爬往坡上跑。爬犁都不要了，一口气跑到二胖家院门口，扶着栅栏大喘气。
“那......那是谁？”二胖上下牙打架。
“不......不知道……告诉大人吧？”
“不行！我爹知道我偷跑去坡道玩，得揍我！”二胖抓住我胳膊，“栓子，咱就当没看见，行不？兴许看错了，就是个破棉袄……”
我心跳得像打鼓。那只手的画面在眼前晃。可二胖说得对，要是爹知道我偷跑出去，也得挨揍。
“那……那万一真是……”我小声说。
“下午肯定有人发现，咱别管。”二胖把我往家推，“快回去，装不知道。”
我魂不守舍走回家。院里静悄悄的，井轱辘上落了雪，像个大白蘑菇。我盯着那口井，突然想起昨晚的吱呀声，后背一阵发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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