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我想了很久，该从哪里开始讲。或许，就从那年七月，我跟着祖父去“送盘缠”说起。
我叫水生，在苏北一个被运河分支环绕的小村子里长大。我祖父是村里的“老执”，就是那种谁家有了白事，都要请他出面主持、张罗的老人家。他懂老礼，会唱古老的“送葬经”，也知道那些外人听了要发毛的规矩。
那年我九岁，身体弱，常生病。乡下的说法，这种孩子眼睛“干净”，能看见些别人看不见的。祖父起初是不愿我碰这些事的，直到那个中元节。
村子西头有个孤老太太，姓王，无儿无女。她在一个无风的夏夜，悄无声息地走了。等邻居闻到怪味，人已经硬了。这种“孤丧”最是麻烦，没人捧盆打幡，没人哭丧守灵。
村支书找到祖父，好说歹说，请他帮忙发送了。祖父沉默地抽完一袋烟，点了点头，然后看了我一眼，说：“水生，晚上跟我去一趟，给你王奶奶‘送盘缠’。”
“送盘缠”是旧俗，就是给亡人烧些纸钱、纸马、纸轿，送她最后一程，免得路上没盘缠，成了孤魂野鬼。
通常是在出殡前夜，由至亲在村口十字路口进行。王奶奶没亲人，这差事就落在了祖父和我头上。
天刚擦黑，空气里有种黏稠的闷热，一丝风都没有。运河里的水是暗绿色的，一动不动，像一块巨大的、正在融化的劣质玻璃。远处的芦苇荡黑黢黢的，偶尔传来水鸟一声短促怪异的鸣叫，不像鸟，倒像什么东西被扼住了喉咙。
祖父左手提着一个竹篮，里面是黄表纸叠的金银元宝，一辆纸扎的、小得可怜的自行车——王奶奶生前唯一的财产，就是她那辆“二八大杠”。
祖父右手牵着我，他的手很干，很稳，但我能感觉到他掌心一层薄薄的、冰凉的汗。
我们走的不是大路，是一条田埂。七月半左右，月亮是暗红色的，像一块将熄的炭，吝啬地给田野镀上一层铁锈般的、不祥的微光。
稻子正在灌浆，沉甸甸地垂着头，密密匝匝，在昏红的光里，像无数低垂的、沉默的人影。
田埂很窄，两边的稻穗不时拂过我的小腿，那触感，不像植物，倒像无数只冰冷的手指，在轻轻地、试探地抓挠。
没人说话。祖父不说话，我也不说。只有我们踩在柔软泥土上，那“噗叽噗叽”的细微声响。整个世界安静得可怕，不是没有声音的那种安静，而是一种被无限放大、又无限压抑的寂静。
我能听见自己太阳穴血管突突的跳动，能听见田里青蛙偶尔发出一声，随即又像被掐断似的戛然而止。甚至能听见月光流淌过稻叶时，那几乎不存在的、冰冷的“沙沙”声。
祖父的脚步忽然停了一下。他捏了捏我的手，力气有点大。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前面不远处的稻田里，靠近田埂的地方，稻子倒伏了一小片，形成一个不太规则的圆形空地。空地的中央，隐约有个东西，在暗红的月光下，泛着一种惨白的、油腻的光。
那是一只死狗。是村里刘三爷家那条看门的大黄狗，平时凶得很。此刻它侧躺在那里，肚子鼓得吓人，四条腿僵直地伸着，嘴巴大张，舌头是乌紫色的，拖出好长一截。最怪的是它的眼睛，没有闭，直愣愣地瞪着暗红色的天，眼珠子浑浊发白，像两颗泡胀了的、腐烂的鱼眼。
这不是最吓人的。吓人的是它的周围。
以那只死狗为圆心，大约三步远的距离，稻穗被齐刷刷地压弯，形成一个极其规整的圆圈。圆圈里的稻子全都枯死了，焦黄焦黄，与周围墨绿沉甸的稻子形成刺眼的对比。好像有什么东西，围着这只死狗，不紧不慢、完完整整地走了一圈，它走过的地方，生机就被彻底抽干了。
祖父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嗬”声。他拉着我，远远地绕开了那个地方。我们几乎贴着另一侧的稻田边缘走。
绕过去之后，祖父走得更快了。我小跑才能跟上。我忍不住回头又看了一眼。暗红的月光下，那个枯黄的圆，和中间那团惨白鼓胀的东西，像稻田皮肤上一个溃烂流脓的伤疤，又像大地悄悄睁开的一只诡异的、没有瞳孔的眼睛，正冷漠地注视着我们这两个闯入夜色的活物。
我打了个寒颤，死死攥紧了祖父的手。
老槐树的位置到了。这树有年头了，半边已经枯死，枝干虬结扭曲，在暗红月色下，像一群伸向天空、痛苦挣扎的鬼爪。树下，就是那个被车辙和脚印磨得发亮的十字路口。
祖父放下篮子，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罗盘，看了看方位，然后让我站在他指定的位置——路口东北角，背对着村子方向。他自己则蹲下身，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开口朝着西南——据说那是所谓的“鬼门”方向。
“站着别动，无论看见什么，都别出声，别动弹，别进这个圈子。”祖父的声音压得很低，异常严肃。他把那辆纸自行车放在圈子中央，周围摆上黄纸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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