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西头有座山，叫迷途岭。
这名字不是白叫的。打我记事起，就听老人们讲，那岭子邪性得很。晴天白日里，看着也就是座普通的山包，长满了槐树和松柏，一条羊肠小道蜿蜒其中。可人一走进去，有时候就出不来了。
不是真的出不来，是走着走着，就发现自己在原地打转。明明看着日头辨着方向，按着熟悉的小道走，可半个时辰后，一抬头，又回到了刚才做过记号的老槐树下。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鬼打墙”。
村里的李大头是最有经验的樵夫，六十多岁的人了，身子骨还硬朗得很。他常上山砍柴，对迷途岭的脾气摸得门清。他告诉我们这些小辈：“进了迷途岭，心里不能慌。一旦发觉自己在绕圈子，就立刻停下来，点袋旱烟蹲着抽。抽完了，再往回走，准能出去。”
我们都问他为啥，李大头就眯着眼睛说：“那岭子里的‘东西’不喜烟味儿。”
村里人大多信这话，因为李大头从未在迷途岭迷过路。
直到去年秋天。
那天李大头照常上山砍柴，太阳刚露头他就进了山。按平常，晌午前他就能挑着一担柴火下山。可那天到了日头偏西，还不见他的人影。
李大头的老伴开始着急了，跑到村头望了好几回。村里人安慰她，说李叔对山里熟，兴许是柴火砍得多，耽搁了。
可是到了天黑透，李大头还是没回来。
村长组织了几个青壮年，举着火把进山找人。我也在其中。我们一行七八个人，沿着上山的小路一路喊一路找。火把的光在漆黑的林子里摇曳，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在树干间扭曲变形。
深秋的山风已经带着寒意，吹得人后颈发凉。林子里静得出奇，连声鸟叫虫鸣都没有，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和呼喊声在山间回荡，然后又沉寂下去，像是被什么吞没了一样。
“李叔！李大头！”我们扯着嗓子喊。
没有回应。
我们在林子里转悠了一个多时辰，什么也没找到。最让人心里发毛的是，领路的二牛突然停下脚步，压低声音说：“不对劲。”
我们凑过去，火把照着他指的方向——一棵老槐树的树皮被削掉了一块，露出白生生的树干。
“这是我半个时辰前做的记号。”二牛的声音有点发颤，“咱们又绕回来了。”
人群一阵骚动。大家都听说过迷途岭的鬼打墙，但亲身经历还是头一遭。
“慌什么！”村长呵斥道，“按老规矩办。”
我们蹲下来，各自点了烟。几个不抽烟的年轻人也接过烟卷抽起来。一时间，我们这群人蹲在树林里，默不作声地吞云吐雾，那场景现在想想着实诡异。
一支烟抽完，村长起身说：“往回走。”
说来也怪，这次我们沿着原路返回，不到一炷香的功夫就出了林子。但李大头还是没找到。
第二天一早，更多的村民加入搜救队伍。日头升高后，我们在岭子的一处洼地里找到了李大头的柴刀和一堆砍好的柴火，捆扎得整整齐齐，就是人不见了踪影。
第三天，我们甚至请来了邻村有名的神婆王婶。她在迷途岭入口处烧了纸钱，念叨了半天，然后摇头说：“老李的魂被岭子扣住了，人找不回来了。”
李大头的老伴哭得昏死过去好几次。村里人都叹息，说李大头一辈子在山里讨生活，最后还是折在了山里。
然而第七天傍晚，李大头居然自己回来了。
当时我正在村头井边打水，远远看见一个人影踉踉跄跄地从迷途岭方向走来。开始我还以为是哪个下地晚归的村民，但越看越觉得那走路的姿势别扭，一条腿拖着，身子歪斜着。
等他走近了，我吓得差点把水桶扔井里——那是李大头，但已经完全变了样。
七天时间，他整个人瘦脱了相，眼窝深陷，颧骨凸出，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灰白得像蒙了一层纸。衣服破烂不堪，露出的皮肤上全是划痕和淤青。最吓人的是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没有一点神采，仿佛看不见人似的。
“李叔？”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他像是没听见，继续歪歪斜斜地往前走，直奔家的方向。
我赶紧扔下水桶，跑过去扶他，同时朝村里大喊：“李叔回来了！快来人啊！”
村民们闻声赶来，七手八脚地把李大头扶回家。他老伴看到他的样子，又喜又怕，哭得几乎背过气去。
李大头到家后，喝了点水，就一头栽倒在炕上，昏睡了一天一夜。
等他醒来后，村里人都围在他家，问他这七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大头靠在炕头，眼神还是直勾勾的，但总算有了点活气。他声音沙哑地给我们讲了他的经历。
那天他像往常一样上山砍柴，很快砍好了一担。想着时间还早，他决定往岭子深处走走，找点野山货。走着走着，他突然发觉周围的景色有点陌生。
“我心想坏了，遇上鬼打墙了。”李大头说，“就按老法子，蹲下来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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