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事的烟火气还没散尽，掺和着廉价烧纸和硫磺鞭炮的味道，在李家的院子上空盘旋不去，像一群恋栈的乌鸦。李老蔫，这个在炕上瘫了五年、用最后一点力气给儿子挣来个媳妇的男人，总算入了土，埋在了村南那片盐碱滩上的祖坟地里。送葬的队伍回来，人们脱下白色的孝服，露出底下或灰或蓝的日常衣裳，仿佛刚才那场悲戚的仪式只是一层可以随意撕掉的皮。
院子里，残羹冷炙还摆在借来的破旧八仙桌上，几只苍蝇在上面起起落落，发出令人心烦的嗡嗡声。红布条和白色挽联可笑地纠缠在一起，在初夏微暖的风里无力地飘荡，像这家人此刻混乱不堪的心绪。
菊花穿着一身重孝，雪白的粗布衣服衬得她脸色灰败，眼窝深陷，如同一截被雷火劈过的枯木。她没有哭，眼泪早在男人咽气后的头两天就流干了，剩下的只有干涸的河床般的疲惫和麻木。她指挥着本家的几个妯娌收拾着碗筷桌椅，声音沙哑，动作却透着一股近乎残忍的冷静。只有偶尔，当她的目光扫过东屋那扇新贴了劣质红喜字的房门时，眼神才会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难以言喻的波动。那里面，住着她刚过门七天就成了寡妇的儿媳，和她那在七天内经历了娶亲与葬父的儿子。
小军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蓝布褂子，那是孝服里面的衣裳。他蹲在院墙角，闷着头，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烟雾笼罩着他年轻却已刻上沉重印记的脸。他才二十五岁，肩膀还算宽阔，此刻却像是被无形的重担压得直不起腰。新媳妇小雅没有出来，躲在东屋里，隐约能听见里面传来低低的、压抑的啜泣声，不知是为那名义上的公公，还是为她自己那刚开头就已蒙上阴影的婚姻。
解拴柱也来了。他远远地站在院门口，没有进来。他也换下了平日里那身油污的电工服，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衬衣，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几包便宜的糕点，是乡间吊丧的寻常礼数。他的目光穿过杂乱的人群，落在菊花那身刺眼的白孝服上，嘴唇动了动，终究什么也没说。那目光里，有关切，有担忧，有一种同病相怜的痛楚，也有一丝如释重负的复杂——李老蔫走了，压在他们心头那座名为“偷情”的大山，似乎移开了一些，却又露出了底下更深的、名为“未来”的沟壑。
两人目光有过一刹那的接触，像触电般迅速分开。菊花的心猛地一抽，那身孝服像一道冰冷的壁垒，提醒着她此刻的身份和处境。拴柱则默默地放下糕点，对着灵堂的方向作了三个揖，然后转身，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村道的拐角，背影有些佝偻，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落寞。
日子，总得过下去。死了的已经入土，活着的还得在泥土里刨食。
丧事办完，生活的本来面目，那粗粝、残酷而又不得不面对的真相，才赤裸裸地显露出来。首先是那笔债。八万八的彩礼，像一条冰冷的毒蛇，盘踞在菊花的心头。拴柱那三万，还有赊手机欠下的、需要从他每月工钱里扣的那一半，这些不再是雪中送炭的温暖，而是沉甸甸的、必须偿还的枷锁。每一次看到拴柱，或者仅仅是听到关于他的消息，那枷锁就收紧一分，勒得她喘不过气。
小军在新婚（如果那能算新婚的话）半月后，就不得不再次背上那个破旧的帆布包，准备返回石家庄的工地。临走前那个晚上，母子俩坐在昏暗的灯下。
“妈，”小军的声音低沉，“我走了，家里……你多照应。”
菊花“嗯”了一声，手里纳着鞋底，针脚却有些凌乱。
“爹……爹没了，”小军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往后，你和拴柱叔……”
“别瞎说！”菊花猛地打断他，声音尖锐得有些刺耳，手里的针差点扎到手指。她慌乱地看了一眼东屋方向，压低声音，“你爹刚走，说这些干啥！好好上你的工，家里……家里有我。”
小军看着母亲那惊慌失措却又强作镇定的样子，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他不再是那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家里这些年的艰难，母亲和拴柱叔之间那点欲说还休的情愫，他并非毫无察觉。他只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小军一走，家里的气氛更加沉闷。新媳妇小雅，像是霜打的茄子，整日里没什么精神。她对菊花，客气而疏远，带着一种新来者小心翼翼的观察，或许还有一丝对这家徒四壁和沉重债务的埋怨。婆媳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暂时维持着平衡的纸。
而村里关于菊花和拴柱的闲话，并没有因为李老蔫的去世而平息，反而像夏日雨后的菌子，更加疯狂地滋生起来。人们似乎迫切需要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来填补农闲时的空虚。
“看见没？拴柱又去菊花家了，说是修电表，谁信呐！”
“老蔫这才走了几天？这就耐不住寂寞了？”
“唉，也是可怜，一个寡妇，一个光棍，干柴烈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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