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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安六年，腊月二十三，小年。
盛京城笼罩在节日将近的淡薄喜庆与凛冽寒气中，朱雀大街两侧商铺早早挂起红灯笼，空气中飘着糖瓜和腊肉的香气。
然而这般暖意却透不过城南青云巷那道斑驳的影壁。
巷子深处，一座门楣歪斜、漆皮剥落的旧宅前，刚下值的陆恪勒住那匹瘦骨嶙峋的驽马，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指关节，才伸手推开了那扇吱呀作响、仿佛随时会散架的木门。
院内积雪未扫，枯死的藤蔓如蛛网般缠绕着光秃的槐树枝桠，一片萧索。
正屋窗户上糊的桑皮纸破了几处大洞，北风毫无阻碍地灌入，卷起地上散落的枯叶。这便是都察院新任监察御史陆恪在京中的住处——一处租赁的、前任主人升迁后匆忙搬离的旧宅。
与他同榜登科、如今已在各衙门站稳脚跟的同年们，或赁了体面些的一进小院，或已开始筹划在京中置业安家，唯有他，依旧守着这陋室。
每月那点微薄俸禄，大半需寄回江南老家奉养寡母，剩余除了购买必不可少的书籍笔墨、支付这破落院落的租金，几乎不留余财，冬日里连炭火都需算计着烧。
屋内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唯一一个陶土炭盆里，只有几块将熄未熄的残炭，散发着微弱的红光和呛人的烟味。
陆恪脱下那件洗得发白、肘部已磨出毛边的青色棉袍，仔细挂好，仿佛那是多么珍贵的朝服。
他搓了搓冻得僵硬几乎失去知觉的手指，才颤巍巍地点亮桌上一盏油灯。
豆大的灯焰跳动，勉强照亮这张书房兼卧房的狭小空间。桌
案是屋里唯一像样的家具，上面堆着今日从衙门带回的卷宗，还有几封同僚邀他年节小聚的帖子——无非是看他新得御史之位，想攀些交情，或探听风声。
他一概未回，只将那些印制精美的请柬随手拨到角落。
他翻开一份弹劾奏章的草稿，是关于京中某勋贵子弟倚仗家族权势、强占城郊农户良田的案子。
他的字迹刚劲凌厉，力透纸背，引经据典，条分缕析，将对方巧取豪夺、逼死人命的罪状批驳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透着一股不容置辩的凛然之气。
这字，一如他这个人——冷，硬，像块冥顽不化、棱角分明的石头，不通人情世故，不谙官场逢迎，只认心中那个铁面无私的“理”与不容践踏的“法”。
都察院里同僚私下议论，说这位新来的陆御史，怕是一块要撞碎南墙也不知回头的“臭石头”，在这盘根错节的京官场里，只怕落不到好下场。
油灯昏黄的光晕映着他清癯而严肃的侧脸。
他看得专注，眉头习惯性地微蹙，仿佛世间一切纷扰喧嚣、人情冷暖都无法侵入他用圣贤道理构筑的、冰冷而坚固的内心堡垒。
唯有在目光偶尔扫过桌角那方用一块半旧褪色锦帕小心翼翼包裹着的砚台时，那石雕般冷硬的线条，才会几不可察地松动一丝微不可见的裂缝，流露出一丝极难察觉的、与这冰冷环境格格不入的柔和。
那方歙砚，石质细腻，触手温润，雕工简洁，并无特别华美之处。
吸引他、让他鬼使神神差将其留下的，是砚台底部刻着的一行极小的、清隽飘逸的簪花小楷：“格物致知，知行合一。”
落款处，只有一个极淡的、朱红色的“潮”字印痕。
他认得那字迹。
三年前，他尚在翰林院做庶吉士，参与编修先帝实录时，曾见过类似的批注笔迹，清雅中自带风骨。
那是玉荣长公主，当今摄政长公主观潮的手笔。
不知这方砚台是如何流落至翰林院公用的长案角落，蒙尘已久。
或许是公主某次来翰林院议事时遗忘，又或许是赐予某位翰林而后被转手、最终弃置。
同僚们皆不以为意，一方旧砚而已。
那日他离京赴外任前，最后一次整理书稿，鬼使神差地，他将这方无人认领的砚台拾起，用自己仅有的、一块还算干净的旧锦帕包好，带离了翰林院。
这一带，便是三年。
这是他与那位高高在上、几乎活在传说里的摄政长公主之间，唯一一丝微弱的、物质上的联系。
他从未对人言及，甚至自己也说不清为何要留下它，为何要千里迢迢带着它赴任，又为何在回京后依旧将其置于案头。
或许，是因为那八个字——“格物致知，知行合一”——恰恰击中了他这个寒窗苦读二十载、信奉程朱理学、笃信“读书穷理”、“学以致用”的寒门士子内心最深的认同与追求。
他未曾想到，一位身处权力漩涡最中心、在诸多流言中形象模糊、甚至被某些守旧派暗指为“干政弄权”的公主，竟会在私物上刻下这样充满儒家内省与实践精神的格言。
这方冰冷的砚台，像一枚投入他心中那潭因出身寒微、历经坎坷以及对女子涉政的天然偏见而早已冻结的寒水的石子，激起了一圈极其微弱的、连他自己都未必愿意承认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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