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尤哈答得干脆，“就像天气预报里的‘多云转阴’，不一定下雨，但伞得常备。”
最让刘好仃在意的，是一条从尤哈口中冒出的信息：南亚某主要出口国，正在酝酿修改外资企业税务政策，可能取消部分行业的关税优惠。这个消息藏在一篇不起眼的财经评论里，作者是当地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他没说一定会改，但提到了‘政策调整窗口期’。”尤哈解释，“这种词，一听就是风向标。”
刘好仃沉默了几秒，提笔在本子上写下：“税务政策变动——潜在高风险。”
他没急着下结论，而是让尤哈把那篇评论打印出来，几个人轮流读，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最后发现，作者在文末提了一句：“建议出口型企业提前布局风险对冲机制。”
“对冲？”小陈挠头，“咱们又不是炒股票。”
“但咱们的钱，是靠订单赚的。”刘好仃说，“订单一停，现金流就断。断了，比股票跌停还疼。”
会议开到第五天，大家的资料堆满了半张桌子。刘好仃把所有信息汇总，按区域分类，再按风险类型标注颜色：红色是高危，黄色是中等，绿色是可控。
结果一贴上墙，吓了一跳——满眼红黄，绿得像沙漠里的绿洲。
“咱们这不是在做玻璃生意，是在走钢丝。”阿米尔感叹，“底下还全是地雷。”
“也不是没绿的。”小陈指着欧洲区，“北欧几个国家，政策稳，客户信用好，风险低。”
“可利润也薄。”尤哈补充，“他们压价狠，还要求零库存交付。”
刘好仃站在白板前，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你们发现没有？咱们以前觉得最难搞的是技术——膜层厚度差0.1微米都不行。现在发现，最难的不是技术，是‘变’。”
“变？”小陈问。
“对。政策在变，市场在变，客户口味在变。咱们能控制的，只有两样：一是产品过硬，二是反应要快。”
“可再快，也快不过政策一夜突变啊。”阿米尔嘀咕。
“所以得提前看。”刘好仃拿起红笔，在白板最上方写下一行字：“风险不是来的时候才叫风险——它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是了。”
会议室安静下来。阳光从窗外斜移进来，照在尤哈的电脑屏幕上，文档标题赫然是：“国际风险因素汇总V1.3”。
刘好仃环视一圈，声音放低：“我知道大家累了。这些资料，像一堆没头绪的线。但咱们得一根根理。不是为了吓自己，是为了以后不被吓到。”
“那接下来呢？”小陈问。
“接下来——”他顿了顿，目光落在本子上那句被圈起来的话：“考虑找外援。光靠咱们几个，信息源太窄。得看看有没有专业机构，能帮咱们把这张网织得更密。”
“花钱买情报？”阿米尔挑眉。
“不是买情报。”刘好仃摇头，“是买视角。咱们看世界，用的是工厂的尺子。人家看世界，用的是全球的导航仪。”
尤哈忽然抬头：“我认识一个在咨询公司工作的学长，专做新兴市场风险评估。要不要……联系一下？”
刘好仃还没回答，小陈的手机“叮”一声响。他低头一看，是市场部转发的邮件。
“刘师傅，南美新客户刚回信。”他念出声，“说他们国内临时加征进口调节税，原报价……可能得重新谈。”
办公室的空气像被按了暂停键。
刘好仃慢慢合上笔记本，封皮上的便签轻轻颤了颤。
他走回白板前，拿起红笔，在南美洲区域狠狠画了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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