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台湾来信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六。
那天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嘉禾四点起床，和面、吊汤、发海参。春梅六点起来，扫院子、擦桌子、摆椅子。建国七点到店，把算盘从布袋里掏出来，搁在柜台上，拨了几下试手感。
静婉来得晚些。八十五了，腿脚不如从前，春梅去接的她。老太太下了车，拄着拐杖慢慢走进来，在那把吱呀响的椅子上坐下，把铜勺从布包里取出来，搁在手边。
一切照旧。
九点，第一拨客人进门。两个老头，是老主顾了，进门就点炸酱面。嘉禾在灶边应了一声，开始擀面。
十点，又来了三四拨。八张桌子坐满了，门口开始有人等座。
十一点，忙起来了。春梅端着盘子跑进跑出，建国拨算盘拨得手指发酸，嘉禾站在灶前，锅就没离过手。
没人注意到那封信是什么时候来的。
它夹在一沓报纸里，被邮递员从门缝塞进来，落在门槛边。春梅端着盘子经过，踩了一脚，把它踩到墙角。
直到下午两点，最后一桌客人走了，春梅扫地时才看见它。
她捡起来，拍了拍灰。
信封是黄色的，牛皮纸，比平时见的信要大一些。右上角贴着一张邮票，邮票上是一个老头子的头像，她不认得。左下角盖着一个邮戳，字迹模模糊糊，辨认不清。
她翻过来，看信封正面。
收件人写的是：北京前门东街二巷沈家菜馆 沈嘉禾收。
寄件人写的是：台湾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三段xxx号 陈大勇。
春梅的手抖了一下。
台湾。
她把信攥在手里，攥得死紧，站在原地，半天没动。
嘉禾从灶间出来，看见她愣在那儿。
“怎么了？”
春梅转过身，看着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她把信递过去。
嘉禾接过，低头一看。
他的手指也抖了一下。
“台湾？”他说。
春梅点头。
嘉禾看着那封信，看了很久。
信封上的字迹很工整，一笔一划，写得用力。邮戳盖得模糊，但能看出日期：十月二十日。从台北到北京，走了六天。
他把信翻过来，又翻过去。
没拆。
春梅说：“你不打开看看？”
嘉禾没答。
他拿着那封信，走到柜台前，放在建国面前。
“哥，”他说，“您看看这个。”
建国正在对账，抬起头。
他看见那封信，愣住了。
他把老花镜戴上，凑近了看。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陈大勇？”他说，“这是……”
他没说完。
嘉禾点点头。
“是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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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勇这个名字，在沈家已经三十八年没人提起了。
嘉禾对他只有很模糊的印象。那是一九四九年，他九岁。那年春天，姑父来过一趟，带了一包点心，给他和哥一人一块。他记得姑父个子很高，说话嗓门大，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他问娘：姑父是哪来的？
娘说：你姑父是东北人，跟你姑在那边认识的。
他问：那我姑呢？
娘没答。
后来他才知道，姑父那次来，是来告别的。他要走，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姑留在这儿，等他。
姑等了三年，没等到。
五二年，姑走了。走的时候才三十一岁，还没他如今大。
娘说，姑是病死的。可嘉禾长大后想，姑可能不只是病死的。有些病，是心病。
如今三十五年过去了。
姑父的信，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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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把信拆开的时候，手还在抖。
信纸很薄，薄得透光，叠成四折。他打开，一行行看下去。
字迹很用力，有些地方把纸都划破了。笔画有些抖，像是握笔的手不稳。
“嘉禾吾侄：
见字如面。
我是你姑父陈大勇。你可能不记得我了。你九岁那年，我去过你家，给你和建国带过一包点心。那时候你瘦瘦小小的，站在门口看我，不叫我。
那年我四十岁，如今七十八了。
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我在台湾开了个馆子，东北菜。招牌菜是锅包肉。
这道菜，是你姑最爱吃的。
我和你姑是在沈阳认识的。那年她十八，跟着你爹去东北办货，在我家开的馆子里吃饭。她点了一盘锅包肉，吃了第一口，说好吃。
后来我问她，你愿意嫁给我吗？她说，你要是能天天给我做锅包肉，我就嫁。
我做了。
做了三年。从沈阳做到北平，从北平做到……做到这儿。
四九年我走的时候，她说，你去吧，我等你。我说，你等着，我回来。
这一等，就是三十八年。
我在台北开了这个馆子，叫‘大勇东北菜’。招牌菜就是锅包肉。我做了三十八年，每天做，从不间断。我想着，说不定哪天她就来了，能吃上一口热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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