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烽火炊烟（抗日战争时期）
第二季：铁蹄下的灶台（第13-24章） 第十三章：天津沦陷
一、盛夏的焦灼
一九三七年七月的天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焦灼。
德昌小馆门前的槐树，蝉鸣声比往年都要刺耳。沈德昌站在柜台后，手里摩挲着一把用了二十年的紫砂壶，眼睛却总是不由自主地瞟向门外的大街。街上行人匆匆，买办模样的洋人提着公文包钻进汽车，黄包车夫们汗流浃背地奔跑，卖报童扯着嗓子喊：“看报看报！卢沟桥中日军队对峙！”
“爹，您今儿都看了十七回门外了。”十五岁的嘉禾端着刚切好的酱牛肉从后厨出来，少年清亮的嗓音里带着点揶揄，“赵先生说书都没您这眼神有戏。”
沈德昌收回目光，轻轻啜了口茶。茶是今春的龙井，却喝不出往年的清香。他五十出头的年纪，头发已花白了大半，额头的皱纹像极了老树的年轮，一道一道刻着岁月的风霜。
“你娘呢？”他问。
“在西厢房教小满认字呢。”嘉禾把酱牛肉整整齐齐码在青花瓷盘里，又撒上细细的香菜末，“今儿个生意淡，晌午就两桌客人。”
正说着，门帘掀开，静婉牵着小满的手走出来。三十八岁的静婉穿着月白色的斜襟衫，墨黑色的裙子，头发在脑后挽了个利落的髻，只别了根素银簪子。她原是醇亲王府的远支格格，辛亥革命那年才十二岁，家道中落后嫁给沈德昌这个厨子，二十多年过去，早已洗尽铅华，唯有那挺直的脊背和眉眼间的书卷气，还留着些旧日痕迹。
“德昌，我听着街上不太平。”静婉的声音很轻，像羽毛拂过水面，“早上买菜时，听卖豆腐的老李说，永定门那边关了，说是怕乱。”
沈德昌放下茶壶，走到门口。午后的阳光白花花地照在青石板路上，对面裁缝铺的老板娘正在慌慌张张地收晾在外头的布料，隔壁茶叶铺的伙计在门板上多加了一道横栓。
“没事。”沈德昌说，声音沉稳得像店里的老灶台，“天津卫有各国的租界，日本人再横，也不敢在这儿动真格的。”
这话他说得笃定，心里却像揣了只兔子。三天前，北平来的客商在店里吃饭，低声说起宛平城的枪声，说二十九军和日本兵真刀真枪干起来了。那客商说得有鼻子有眼：“我表兄在二十九军当文书，说是日本人借口丢了个兵，非要进城搜，咱们不让，就打起来了。”
那天晚上，沈德昌一夜没合眼。他想起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他那时才十岁，跟着爹娘从北京逃难到天津。路上看见死人，看见烧毁的房屋，看见趴在母亲尸体上哭的婴孩。爹说：“记住喽，德昌，这世道，厨子的刀切菜，兵的刀砍人。咱们小老百姓，躲着点刀兵。”
可是刀兵来了，往哪儿躲呢？
二、不速之客
七月中旬，消息越来越坏。
报纸上的字越来越刺眼：“日军炮轰宛平城”“二十九军浴血奋战”“天津各界募捐支援前线”。店里常来的几位熟客——报社的孙编辑、中学的王老师、绸缎庄的周掌柜——聚在雅间里说话，声音压得低低的，但沈德昌送菜进去时，总能听见只言片语。
“宋哲元将军还在和谈，但日本人这架势...”
“听说日本兵已经到丰台了，离北平就一步之遥。”
“咱们天津的日本驻屯军这几天调动频繁...”
七月二十五日，一个异常闷热的傍晚，德昌小馆来了几个不寻常的客人。
领头的是个穿着灰色绸衫的中年人，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握着文明棍。跟在他身后的是两个穿着黑色短打的壮汉，眼神凶悍。最后进来的是个日本人，四十岁上下，穿着熨烫平整的军便服，唇上留着一撮小胡子，走路时背挺得笔直。
沈德昌心里一紧，脸上却堆起笑容迎上去：“几位客官里面请，雅间还空着。”
戴眼镜的中年人打量了一圈店堂，用带着天津口音的官话说：“沈掌柜，久仰了。听说您这儿能做地道的宫廷菜？”
“不敢当，祖上在御膳房当过差，传下来几道菜。”沈德昌引着他们往二楼雅间走，“您几位想用点什么？”
雅间里，那日本人坐下后，眼睛一直盯着墙上挂的一幅字。那是光绪年间一位王爷赏给沈德昌祖父的，写着“味贯南北”四个大字，落款处盖着醇亲王的印章。
“沈掌柜家学渊源啊。”日本人开口了，竟是一口流利的汉语，只是带着点东北腔调，“我叫山本一郎，在满铁调查部工作，对中国饮食文化很感兴趣。”
沈德昌的心沉了下去。满铁调查部——他听孙编辑说过，那是日本人在东北的情报机构。
山本点了几道菜：抓炒里脊、芙蓉鸡片、清汤燕窝，都是沈家的招牌菜。点完菜，他状似随意地问：“沈掌柜祖上是旗人？”
“是，祖上在正白旗。”沈德昌谨慎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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