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东京。
新年刚过，银座的街头依旧弥漫着节日的余温。陈嘉木裹着大衣，站在皇居外苑的二重桥前，看着络绎不绝的参拜人群。
正月的参拜人群在他身边络绎不绝地流过，有人合掌祈祷，有人往赛钱箱里扔硬币，有人在绘马上写下新年的愿望。他只要有机会，每年正月都会到这个地方站一站，不是参拜，是看人。看那些从全国各地赶来东京的日本人，看他们脸上的表情，看他们往赛钱箱里扔多少钱，看他们写下的绘马上写的是“生意兴隆”还是“家人平安”。这些细节比任何经济数据都更能告诉他，这座城市的信心还剩多少。
这座城市刚刚送走了昭和六十三年的最后一天，迎来了平成元年。一个新的年号，一个所有人都相信会继续繁荣下去的新时代。
村田在他身后轻声提醒：“陈桑，该走了，十点约了三菱信托的专务。”
陈嘉木点点头，最后看了一眼远处的皇宫。护城河的水面结了一层薄冰，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冷冷的光。几个穿中学生制服的女孩正站在桥头合影，笑声清脆。年轻真好，她们不知道这座城市的脚下踩着什么东西。
坐进车里，暖气扑面而来。村田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翻开递过来，手指点在页面中央的数字上：“这是上周的持仓报告。日经指数又涨了百分之三，已经连续第六周收阳。东京电子涨得尤其猛，上周单周涨了百分之八，我们那百分之十二的股权，现在市值是一百五十三亿日元。”
陈嘉木接过报告，扫了一眼，没有说话。
三年前收购东京电子股权时，花了八十五亿日元。现在，这笔投资账面浮盈六十八亿，回报率百分之八十。那时候日元刚经历过广场协议之后的急速升值，出口企业哀鸿遍野，半导体产业更是被当头一棒子。
他合上文件：“村田，告诉各个代理，二月份开始，每个月减持不超过总仓位的百分之五。不要集中在某一只股票上，不要集中在某一家券商。拆成小单，越碎越好，分散到至少六家不同的渠道。结算日期尽量错开，不要形成规律。任何人问你，就说远洋投资在调整资产配置，准备认购新基金。”
山田愣了一下，圆珠笔停在笔记本上，他以为自己听错了。现在减持？现在？闹呢？！
日经指数从黑色星期一之后一路疯涨，已经连续收复了所有失地，正在创造新的历史高点。整个市场一片亢奋，野村证券刚出了一份报告说“日经指数年内有望站上四万点”，报纸上每天都在报道新股民排队开户的盛况，连便利店收银的大妈都在讨论股票。
在这个当口~~在所有人都在往里面冲的时候，陈嘉木说减持。而且不是减一点点，是每个月百分之五，这意味着一年之内要清掉六成仓位。这已经不是减仓了，这是撤退。
“市场还在涨，野村的报告说四万点不是问题，三菱研究所更激进，说四万二也有可能。现在减持，账面浮盈就变成实际亏损了。哦，不是亏损，是少赚。这六十八亿浮盈，如果等到四万点再出，可能是一百亿。”
“那就让他们上四万点。”陈嘉木把大衣领子拢了拢，靠在真皮座椅的头枕上。
“我们不等四万点。”
陈嘉木面色冷峻的看着车窗外，皇居的城墙缓缓后退。
1989年3月，北京。
熊光明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一份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资料。这份东西每天都会送到他的案头，通常翻一翻就过去了。
国际简讯、外电摘编、各国经济动态，薄薄几页纸，但今天，他的目光被一条不起眼的简讯钉住了。
那条简讯只有两行字，夹在一条关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的报道和一条关于美国大选形势的分析之间。标题只有几个字：日经指数突破三万三千点，创历史新高。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屋里静到能听见窗外长安街上隐约传来公交车喇叭的声音。
他拿起红笔，在那行字下面画了一条线。
看着那条线，他很满意，笔直，没画歪。
三万三千点。离三万九千点，还有六千点。离那个顶点，那是顶峰，是终点，是一切开始崩塌的地方。还有九个月。
九个月，足够做很多事。
东京的地价从1990年开始暴跌，银座的地价跌到最高点的十分之一。三菱信托、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这些名字将在泡沫破裂后一个一个地出现在破产名单上。
呵呵，先找你们拿回点利息。
他翻看一份报告，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远洋系每月的减持进度：1月，减持3.2%，回笼资金2.8亿美元。2月，减持4.1%，回笼资金3.6亿美元。3月，计划减持5%，预计回笼4.5亿美元。
按这个速度，到年底，投机性资产能清掉百分之八十。
但问题在于那剩下的百分之二十，那百分之二十不是股票，不是债券，不是可以今天卖掉明天交割的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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