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拉美债务危机爆发。
消息传到香港，陈嘉木正在和孙建业核对账目，他的脸色瞬间变了。
“怎么了？”孙建业问。
陈嘉木指着路透社终端上的数据：“你看，美元在涨。”
美元指数从危机前的110，一路飙升至120，而且还在往上走。按照市场规律，危机时刻，资金会涌向美元避险。
但问题在于，他们手里握着的，是大量日元。
如果美元继续涨，日元就会跌。他们的套利策略，就会变成亏损。
孙建业也紧张起来：“要不要平仓？”
陈嘉木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窗前，望着阴沉的天色。
香港的四月，雨季将至。远处的海面上，乌云正在聚集。
他想起了熊光明的那句话：“即便日元不升值，风险也要可控。”
但现在，风险正在变成现实。
“先不平。”他转过身，声音平静。
“我们算过，日元的短期波动极限是百分之五。只要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扛得住。”
“如果超过百分之五呢？”
陈嘉木坐下：“那说明我的判断错了，错了就要认。但认之前，至少要等到最后一刻。”
接下来的一周，是煎熬的一周。
美元继续走强，日元对美元从220:1一路跌到235:1。远洋投资的日元头寸，账面亏损已经接近三百万美元。
这时候助理拿着一封电报进来，北京方面发来的，上面只有两个字“坚持”。
陈嘉木眼圈有点泛红，心中那块巨石这才平稳落下。
东京银行那边开始打电话来询问。威尔斯每天都要应付那些质疑。
“陈，山田问我，你们的项目是不是出了问题？为什么账上的日元头寸这么大？”
陈嘉木淡然一笑：“告诉他，我们正在对冲汇率风险，这是正常操作。”
“但这不是正常操作。”威尔斯难得地表现出不安。
“我们承诺的是投资东南亚地产，不是做外汇投机。如果东京银行追究起来。。。。”
陈嘉木打断他：“追究什么？我们有违约吗？有逾期吗？利息按期付了吗？”
威尔斯语塞。
“那就行了。”陈嘉木站起身拍了拍老头的肩膀。
“银行只看结果。只要我们不违约，他们就没话说。”
1982年6月，情况开始变化。
墨西哥危机逐渐平息，市场恐慌情绪缓解。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终于坐不住了，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企业怨声载道。
日本央行开始悄悄入市干预，大量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日元开始反弹。
陈嘉木守在路透社终端前，看着数字一格一格跳动：230、225、220、215……
当日元升破210关口时，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远洋投资的账面亏损，从三百万缩小到一百万，再到五十万，最后变成盈利。
孙建业端着一杯酒进来：“老陈，今晚喝一杯？”
陈嘉木摇摇头：“还没到时候。”
“还没到时候？我们已经扛过来了！”
“扛过来一次，不代表下次还能扛过来。”陈嘉木看着他。
“建业，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次我们能扛过来？”
孙建业愣了一下：“因为我们算得准？”
“因为我们留了后手。”陈嘉木指着账本。
“你看，我们最多只用了百分之六十的额度做套利，剩下的百分之四十是活期存款。就是这百分之四十，保证了我们能在最困难的时候按期付息，没有违约。”
孙建业沉默。
“建业，北京那位交给我们的任务，不是赌一把，是建立一条能够长期运转的通道。这次我们能过关，是因为运气。但运气不会一直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必须建立真正的防火墙，让这条通道在任何风浪下都不会断。这是最新指示，你看看。”
上面只有短短几行字，不到十秒钟就看完了。
“找合作伙伴？嗯~！不能是银行，是~~实业！如果我们能和日本、欧洲的实业公司建立真正的业务往来，用贸易做掩护，那资金流动就合法了，风险也就分散了。”
陈嘉木点点头：“对！用现在的钱，去买日本公司的代理权，买他们的设备，转手卖给国内。”
孙建业哈哈大笑：“这样，钱就活起来了。能赚差价，能建立关系，还能~~帮国内买些真正有用的东西。”
建议很好，熊光明很满意。接着，孙建业就被派到了德国。
1983年底，熊光明收到一份详细的报告，上面列举了远洋投资近三年的成果：
累计从国际银行获得贷款三亿八千万美元。
累计兑换日元资产两亿五千万美元，平均成本1美元兑230日元。
累计参股日本中小企业17家，涉及半导体、精密机械、光学仪器等领域。
累计通过贸易渠道，向国内引进关键技术设备42套，总价值三千二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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