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夫很熟悉道路，带着他们从北七道街向西，专挑近路走，穿过铁路线后，也遇到过几伙行色匆匆逃难或搬家的人，大概都想趁着这个时间段出门吧，他们有男有女，大包小裹，但都没有贺家东西多，也没他们人多。
他们死死盯看行李的目光，让贺有信相当紧张，身形高大的车夫，把鞭子在空中甩得啪啪响，及时让那些人移开了目光，继续赶路。
贺有信示意车夫加快速度，车夫抽了大马一鞭子，大马奔跑起来。
一路上大马都在小跑，贺家人跟着疾走，这一提速，大家只能小跑起来。
这个时候再累也不能慢不能停，贺有信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让母亲和妹妹减少暴露在人前的时间，他怕刚才那几伙人纠集了更多人的人来抢，更怕路遇搜查队，那结果就必然是人财两空或者鱼死网破。
他出去联系房屋，找的是以前在东北大学的同学顾永年。
他们是同一宿舍的，但他一直不喜顾永年。
但此时，顾永年是他最大的人脉了。
这人家里有些门路，毕业后就在省会龙江的政府部门工作，几年后竟又调到哈尔滨政府当了个副处长，他会处事，人脉广，据说在北平、南京、上海都有关系，还跟几个欧洲的医生、律师也都处成好朋友。
近日因为政府解散，他没有上班，贺有信找到他家时，他正在悠闲地坐在窗边喝咖啡。
贺有信早听到风声，说哈尔滨政府的官员们很有可能会跟之前沦陷的那些城市的政府官员一样，也给倭国人卖命，现在再看他家丝毫被搜查的迹象也无，就知传闻可能属实，他本能地厌恶这些没有脊梁的官员，真想一走了之。
但身后是需要他保护的家人，也只能抹下脸来求人。
顾永年听了他的要求，二话没说，直接就打电话让人去寻找合适的房屋。
交待完毕，放下电话了，他就大笑，“老贺啊老贺，你终于肯求我了！哈哈哈哈！”
贺有信苦笑不语。
“算了，别一副苦大仇深的德性了，你实在没必要太看重那点子脸面，难道使父母亲人陷入困境，面子上就好看么？
你又要嘲笑我卖国求荣了，可那个位子我不去坐，难道其他中国人就不坐了么，倭国人现在正需要中国人管理东北，我为何不能谋求一个可以保护家族的位置呢，汉奸又怎样？名声算什么？我总不能看着妻女被人欺辱吧？
你没听说么，两天前，白俄一对母女大白天的就在街上被倭国人掳走，那些倭国军官这一周来，几乎没人都抢了一两个白俄女人当侍妾，他们个子小巧，偏喜欢那些高大的欧洲女人。
那些畜生奸污了那个母亲，又当着她的面奸污了十五六岁的女孩，事后又以卖淫的罪名，跟那白俄丈夫索要了500大洋的赎金。”
贺有信瞪大眼睛，这些情景是他最为惧怕的，经由老同学的口中叙述，更让他觉得这些事情离自己其实只是分毫的距离。
即便是顾永年这样的人，也无法在短时内找到合适房屋，最后只得找了两处相隔一条街的房子，一处是个俄国老头的房子，有两间空屋，一处是中国人的房子，也有两间空屋。
贺有信正打算让母亲和姨太太分开住，也省得她每日看着那三人生气。于是一口答应下来。
不一会儿有人来带贺有信去看房子叫押金，顾永年在他临出门时提醒，“俄国老头那里比较好。”
贺有信不做声，只看着他。
他又解释，“那个老毛子当年可是阿穆尔州的省长，为人刚正，天不怕地不怕，今年虽然84岁了，但身体还挺硬朗，哈哈，他不喝酒，所以就挺硬朗！我告诉你，他有一块倭国天皇颁发的荣誉勋章，现在天天戴在胸口，没有宪兵敢动他！你没听说前几天，他还带着勋章去大直街捞俄国人么？”
贺有信摇摇头。
顾永年戏谑地戳戳贺有信的胸膛。“唉，让你跟我一起进政府你不同意，非要什么振兴民族工业，现在傻了吧，是不是公司也让人充公了？你要跟我一起，这时候起码可以保护你妈你妹安全吧，做人啊，不能跟自己较劲！”
贺有信吐口气，转头看看在夜色中一直跟紧自己的妹妹，心疼地说，“你上爬犁去吧，不差你一个！”
齐霁拒绝了，那马瘦的肋骨突出，连车夫都不舍得坐上爬犁，自己又不是跑不动，何必上爬犁呢。服下健体丸后，她身体倍儿棒，出来跑跑，晚上就不用特意锻炼了。
她能感觉到二哥的紧张，不怪他紧张，这一次搬家，压力都在他身上了，爬犁上是全家赖以生存的所有家当，全家人甚至都不问去处，就信任地跟着他出了门，如果路上遇到搜查队，或者拦路抢劫的，只凭他一把手枪和那点身手，恐怕是不能保住钱财和亲人。
齐霁虽然没有什么不好的预感，但也挺紧张，不是惧怕，而是自知能力不足。
卢秀兰穿着黑灰色的棉袍子，坐在行李上，她虽然年纪还不算大，但那双脚终究是放大的小脚，多走几步就疼得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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