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庆历七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
已是三月中旬,江南本该是草长莺飞、杂花生树的时节,可今年却不同。连日阴雨,天低云暗,运河两岸的杨柳刚刚抽出新芽,就被倒春寒打得蔫头耷脑。田野里看不见几个农人,官道上倒是时不时有快马驰过,扬起一片泥水,惊得路旁的行人纷纷躲避。
江宁城,这座东南形胜的大都会,此刻笼罩在一片诡异的寂静中。
城门照常开启,但盘查比往日严了十倍。守城的厢军士兵手持长枪,挨个检查过往行人的路引、文牒,连挑担进城卖菜的农人都不放过。城墙上,每隔十步就站着一个士兵,目光警惕地望着城外。几门笨重的床子弩被推上城头,黑洞洞的弩箭指向远方,仿佛随时会有敌人出现。
城门口贴着告示,上面写着:“浙东匪乱,指日可平。各州县务必严加防范,如有妖言惑众者,立捕勿论。”落款是江南东路安抚使、知江宁府事郑居中。
可老百姓不傻。
他们看见的,是源源不断的溃兵从浙东方向逃来,衣衫褴褛,面带菜色;他们听见的,是夜里城外传来的隐隐喊杀声,以及江面上官船日夜不息的桨声;他们闻到的,是风中夹杂的焦糊味——那是浙东的村庄在燃烧。
“听说台州被反贼攻破了。”
“不光台州,婺州也乱了。”
“反贼头子叫裘日新,手下好几万人,官军打不过。”
“嘘——小声点,让人听见了要杀头的。”
这样的对话,在各个茶馆酒肆的角落里,压低声音进行着。没有人敢大声议论,但恐惧和不安像瘟疫一样,在城中蔓延。
更让人心惊的是,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官老爷们,如今也一个个面色凝重。府衙的差役跑来跑去,传递着各种命令;盐铁司的官员连夜盘点库存,将银钱往船上搬;就连秦淮河畔的画舫,生意也冷清了许多——那些挥金如土的豪商巨贾,如今都在忙着转移家产,哪有心思寻欢作乐?
二
陈砚秋站在学事司的二层小楼上,推开窗户,望着雨中的江宁城。
他来江南已经大半年了。
这大半年里,他见过江南的繁华——运河上千帆竞发,市肆里人头攒动,书院里书声琅琅;他也见过江南的黑暗——考场上的舞弊,官场上的贪腐,百姓眼里的绝望。
而如今,他看见了江南的恐惧。
城中的米价已经涨了三倍,盐价更是翻了两番。寻常百姓买不起米,只能以野菜充饥;买不起盐,只能吃淡食。而城里的富户们,却在大肆囤积粮食,等着价格再涨时卖出。几个粮商甚至暗中勾结,故意抬高粮价,大发国难财。
苏氏昨日跟他说,城里有几家大商号开始转移货物了。金银细软装了几十车,往镇江方向运去,说是“暂避锋芒”。可谁都知道,这些商号与官府关系密切,消息灵通得很——他们这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准备跑路了。
“陈大人,知府衙门的王师爷来了。”门外传来随从的声音。
陈砚秋皱了皱眉,整理了一下衣冠:“请。”
王师爷是个五十来岁的瘦削老者,穿着一身半旧的青布直裰,进门就拱手作揖:“陈提举,郑大人请您过府议事。”
“议什么事?”
“这个……小人不知。”王师爷赔着笑脸,“郑大人只说,请陈提举务必到场,有要事相商。”
陈砚秋看了他一眼。
王师爷笑容不改,但眼神闪烁,显然心里有鬼。
这些日子,郑居中对他越来越客气了。这种客气,让他不安。他知道,在官场上,当一个人对你客气得过分时,往往意味着他准备对你动手了。
“好,我这就去。”陈砚秋点点头。
王师爷松了口气,又作了个揖,匆匆离去。
陈砚秋回到窗前,望着雨幕中若隐若现的府衙方向,陷入沉思。
郑居中找他,无非是两件事。一是浙东民变,朝廷催他调兵平乱,可他手里无兵可用——江南的厢军早就烂透了,缺额严重,兵饷被克扣,器械陈旧,能打的没几个。二就是那桩事——方孝节的血书。
那封血书,如今还在他手里。
自焚事件后,他一直在暗中调查,发现方孝节背后果然有人。那些鼓动士子自焚的人,并非真正的士林领袖,而是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物,操着北方口音,出手阔绰,与城中几个大商号有往来。他怀疑,这些人就是“清流社”激进派的成员。
可他没有证据。
更糟糕的是,自焚事件后,那些激进派分子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派人查访,一无所获。墨娘子的情报网也断了线索——据说她在太湖那边发现了一些东西,亲自去查了,至今没有消息。
一切都在往坏的方向发展。
三
江宁府衙,后堂。
郑居中坐在太师椅上,面前的案几上摆着一壶新茶,袅袅冒着热气。他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藏青色道袍,头发随意挽了个髻,看上去像个悠闲的士大夫。可那双眼睛,却像鹰一样锐利,仿佛随时在盯着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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