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三年腊月初八，江宁城。
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城中各处衙署门口已经张贴出了新的告示。浆糊还未干透，就被早起的百姓围了个水泄不通。识字的、不识字的都伸长了脖子，有人大声念着告示内容，每念一句，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更大的骚动。
“……为应国用，奉两浙路转运司钧令，江宁府提前征收宣和四年部分夏税，自腊月十五日起开征。另加征‘免夫钱’每丁八百文，‘经制钱’每户三百文……”念告示的是个老童生，声音因激动而颤抖，“限期月底前完纳，逾期加征三成，抗拒不缴者，依律严惩……”
“什么？！”一个挑着菜担的老农差点摔倒，“腊月里征明年的税？这、这还有没有王法了！”
旁边卖炭的汉子急红了眼：“我一家五口，两个丁，光‘免夫钱’就要一千六百文！还有那什么‘经制钱’三百文！我这一冬卖炭也挣不到这么多啊！”
人群炸开了锅。抱怨声、咒骂声、哭诉声混杂在一起。有那性子急的，已经抄起扁担要去砸衙门，被同伴死死拉住；有那胆小的妇人，当场瘫坐在地，拍着大腿哭嚎起来；更多的则是面如死灰，眼中满是绝望。
这还没完。辰时刚过，各坊市的坊正、里长就带着差役开始挨家挨户登记摊派。绸缎庄、米铺、酒楼这些大商户自然首当其冲，但更让人心惊的是，连街边卖豆浆油条的小摊、走街串巷的货郎、替人浆洗的婆子，全都被算作“商户”，要按等缴纳“助役钱”。
城南苏氏绸缎庄内，掌柜苏文斌气得胡子直抖。他刚刚送走了一队差役，那些人拿着账册，不由分说就定下了五百贯的“摊捐”，说是“体恤朝廷艰难，商贾当为国分忧”。
“五百贯！他们怎么不去抢！”苏文斌将茶盏重重摔在桌上，“今年生意本就难做，北边战事一起，绸缎销路断了三成。加上前些日子为姑爷打点关系、疏通关节，账上已经见底了。这五百贯一缴，年关的货款怎么结？伙计们的工钱怎么发？”
账房先生苦着脸：“东家，差役说了，三天内不缴清，就要封铺子抓人。还说……还说这是郑知府亲自定的数额，没得商量。”
苏文斌颓然坐下，半晌，唤来心腹伙计：“你去后宅，请小姐过来一趟。”
不多时，苏若兰款步而来。她今日穿着素雅的鹅黄褙子，外罩狐裘，脸上略施薄粉，却掩不住眼下的疲惫。自陈砚秋离开江宁后，她既要打理家中产业，又要照顾年幼的陈珂，还要时刻关注外间的风吹草动，早已心力交瘁。
“父亲。”她盈盈一礼。
苏文斌屏退左右，将官府加征的事说了，叹道：“若兰，你看这事……要不要给你夫君送个信？他在外巡查，或许能想到办法？”
苏若兰秀眉微蹙，沉吟片刻，摇头道：“父亲，砚秋如今自身难保。他带着沈括那样的要犯，正被各方势力盯着，若此时为家中事分心，恐有不测。况且……”她顿了顿，“这加征的事，恐怕不只是冲着钱财来的。”
“此话怎讲？”
“父亲想想，”苏若兰走到窗边，望着街上慌乱的人群，“江南这些年，花石纲、增税、徭役，民怨早已沸腾。东林书院的事才过去多久？官府不想着安抚士子、缓和民情，反而在年关前突然加征，而且是如此苛重的摊派。这不像是在收税，倒像是……在逼人造反。”
苏文斌浑身一冷：“你的意思是，官府是故意的？”
“女儿不敢妄断。”苏若兰转过身，眼神清亮，“但腊月初十就在后天，方孝节那些人要在府衙前请愿的事，城中已有风声。官府选择这个时候加征，要么是愚蠢透顶，要么就是别有用心——他们想制造更大的混乱，然后以‘镇压暴乱’为名，将请愿的士子和闹事的百姓一并收拾了。”
苏文斌倒吸一口凉气，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这、这……郑贺年他敢？”
“他有什么不敢？”苏若兰冷笑，“有蔡京在朝中撑腰，有‘清流社’暗中配合，镇压几个‘闹事’的士民，对他来说不过是政绩一件。事后报上去，还可以说成是‘平定江南骚乱，维护地方稳定’，说不定还能升官发财。”
苏文斌在厅中急走几步，忽然停下：“若兰，那咱们该怎么办？这五百贯……缴还是不缴？”
“缴，当然要缴。”苏若兰平静道，“不仅缴，还要第一个缴。父亲现在就带着银票去府衙，当着众人的面，恭恭敬敬地把钱交了。还要说些‘为国分忧，义不容辞’的话。”
“这……”苏文斌不解，“这不是示弱吗？”
“这是保命。”苏若兰走到父亲身边，压低声音，“眼下这局面，谁出头谁死。咱们苏家是商贾，在官府眼里本就低人一等，若再被扣上‘抗税’的帽子，顷刻间就是灭顶之灾。钱没了可以再赚，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她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不过，这钱也不能白缴。父亲去缴钱时，设法见一见郑知府身边的李师爷——就是那个贪财好色的李麻子。给他塞二百两银子，打听两件事：第一，这次加征是谁的主意，除了郑贺年，朝中还有谁在推动；第二，腊月初十那天，官府到底有什么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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