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子怡还愣在何雨柱怀里。她仰着脸看他，眼泪不停地流，可嘴角在往上翘，形成一个又哭又笑的古怪表情。
“你……你哪来的钱？”她哑声问。
何雨柱没回答，只是从怀里摸出一张纸。
展开，是房契。
他又从藤箱里取出一个小木牌，那是旧戏园门口挂的牌子，上面刻着“何子怡戏班”。那是当年徐子怡师父取的班名，把她和他的姓合在一起。
“牌子我摘下来了。”何雨柱说，用手指摩挲着那几个字，“新园子的牌子，等你来题。”
他收起房契，从怀里掏出一块雪白的手帕，真白，白得像新摘的棉花。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愣住的事：他解开自己长衫的盘扣，露出里面一件白得耀眼的中式衬衣。
那衬衣的料子一看就好，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细腻的光泽。
他毫不犹豫地抓住衣襟，“刺啦”一声，撕下一截下摆。
徐子怡惊呼：“你干什么！”
何雨柱用那截白布，轻柔地擦她脸上的泪。先擦左脸，再擦右脸，动作小心得像在擦拭一件易碎的琉璃。泪水、尘土、血丝，都沾在那片白布上，晕开深浅不一的痕迹。
然后，他捧着她的脸，额头抵着她的额头，声音低得只有她能听见：
“子怡，我说过，再也不会让你受苦了。”
夜风起了，吹得气死风灯摇晃。晃动的光影里，那片沾满泪痕的白布，像一面小小的、柔软的旗帜。
戏班众人开始忙碌起来，搬箱笼，捆行李，孩子们跑来跑去，笑声重新响起。
何雨柱蹲在马路牙子上，他数了数地上的戏箱：四口樟木的，两口杉木的，边角包着磨出白茬的黄铜。
那是戏班子的全部家当——行头、刀枪把子、锣鼓铙钹，还有几套绣着龙凤的缎面戏服，叠得整整齐齐，压在箱底像沉睡的魂。
“柱哥，车来了。”小武子扯着嗓子喊。
三辆黄包车停在巷口，车夫们赤着膀子，肩胛骨高耸如丘陵。
何雨柱起身，拍了拍裤管上的灰。他从怀里掏出几枚港币，挨个递给车夫：“劳驾，稳着点。里头的东西比命金贵。”
车夫们把铜钱咬在嘴里验成色，点点头，开始搬箱子。
樟木箱落地时发出闷响，惊起墙角一群绿头苍蝇。戏班子的人陆续从屋里出来，青衣徐子怡走在最前，水蓝布衫洗得发白，手里攥着个印花包袱；后面跟着琴师老陈、武生阿强、小旦玉兰，还有几个跑龙套的半大孩子。个个脸上都挂着前夜的泪痕，眼泡肿得像熟透的桃子。
阿梅站在门檐下，手指绞着真丝围巾的流苏。
她是混血儿，父亲是葡萄牙商人，母亲是佛山唱粤剧的。
此刻她盯着何雨柱，琥珀色的瞳孔里盛满疑惑。
这人是谁？半小时前，戏班子里还哭作一团，方敬之卷了钱跑路，戏园子被抵押，明天就要被扫地出门。
可这陌生男人来了不到一炷香功夫，三言两语，竟让这些哭哭啼啼的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了。
“梅姐，走啊！”徐子怡回头唤她。
阿梅没动。她看着何雨柱，国字脸，眉毛很浓，像是用墨笔狠狠画上去的。穿一身半旧的藏青长衫，袖口磨得起毛，可站姿很稳，像码头拴船的桩子。他正俯身帮车夫绑绳子，手指粗短，骨节突出，系绳结时却异常灵活。
“这人给大伙儿灌了什么迷魂汤？”阿梅用粤语低声问旁边的玉兰。
玉兰抹了把脸，居然笑了：“柱哥说，带咱们去新戏园。”
“新戏园？”阿梅觉得这话荒唐得像戏文，“九龙地界上，哪来的空戏园等咱们去？”
“去了就知道了。”徐子怡走过来，拉她的手。阿姆发现徐子怡的眼睛亮得吓人，那种光她只在台上见过。当角儿唱到“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甩袖亮相的瞬间，眼里就有这种要把黑夜烧穿的火。
车队动了。黄包车的轮子碾过积水，溅起浑浊的泥点。
何雨柱走在最前面，长衫下摆在风里翻飞。戏班子的人跟在车后，渐渐挺直了腰杆。有个半大孩子开始哼《霸王别姬》的调子，声音尖细，在潮湿的空气里飘摇：
“力拔山兮气盖世……”
阿梅回头看了眼那栋破败的骑楼。
二楼窗户还开着，晾衣绳上挂着一件水袖戏服，在风里空荡荡地晃，像具无主的躯壳。她突然打了个寒颤，小跑几步，挤上了徐子怡那辆车的脚踏板。
《南华早报》的大楼立在德辅道中，像块巨大的奶油蛋糕。
旋转门外站着印度门童，红头巾，白制服，腰间别着短棍。何雨柱领着这群衣衫褴褛的人走近时，门童的眉毛挑得老高。
“何总。”门童用生硬的粤语打招呼，推开了沉重的玻璃门。
一股油墨和纸张的气味扑面而来。大厅里，穿着西装和旗袍的男女匆匆走过，皮鞋敲击大理石地面的声音清脆密集。
墙壁上挂着巨大的世界地图，红色图钉密密麻麻，标注着通讯社的分布。电报机“滴滴答答”的声响从深处传来，像某种金属心脏在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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