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他们就不会考虑整个国家的公共需求和百姓的根本诉求，只会考虑如何满足个人的欲望。
这样的王朝必然地会走向矛盾、走向对立、走向彻底的毁灭。
国家财政这个概念诞生之初，它就一直在强制性与公共性的天平中左右摇摆。
但很可惜的是，不论是秦汉，亦或者是后世古代的所有王朝，大部分时间，国家财政都一直重重的压在强制性这边，直到天平支撑不住被打翻在地，直到有人从战火中把它捡起，重新建立平衡，这也就是所谓的王朝周期律。
文化会骗人，读书人会骗人，道德会骗人，谁都会骗人，但唯独国家财政不会骗人。
因为一切权利回归到本质，就是收钱与分钱。
从财政的角度来看，王朝周期律是这样的。
新的王朝建立，地广人稀，人人分到自己的土地，然后是贫富差距加大，土地开始兼并，一直发展到极限，也就是贫者无立锥之地。
大量土地囤积在地主、豪强、贵族、官僚的手中，国家收不到这些人的税，就只能对底层百姓敲骨吸髓。
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国家的财政开始出现巨大危机，这也就是一直困扰两汉的问题。
有人站出来改革，目的其实就是向富人收税，成功了就能延寿，失败了就只能暴毙。
成功的例子不多，因为不管怎么样，富人还是会把改革的成本转嫁到贫民身上，导致底层活不下去，国家手里也没钱，没法去做该做的公共性事业。
所以，每个王朝末年，看起来似乎都是天灾频发，或许其中是有小冰期频繁活动的因素在，但是一个王朝从建立到覆灭，它的整个生命周期里遇到的天灾其实是差不多的。
不是说到了末期就次数变多了，而是国家财政没钱救灾了。
从而起义爆发，天下大乱，人口死去大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文明，又被野蛮摧毁，新的王朝在废墟之上建立，而后重新开始循环。
东汉末年，恰好就是这个循环重新开始的开端，汉室老臣急着光复天下，收拾人心，刘备本人却不是很急。
因为他知道新的利益集团一旦固化并分到了蛋糕，凭他个人之力再想去动，去分这些人的钱，那指不定又要乱，到时候说不得就得把刀子捅向跟着他打天下的有功之臣。
当他是庐江太守的时候，可以冒着巨大风险，不顾一切的去割那些士绅的肉，放他们的血。当成为扬州太守时，他也可以用手下的军队弹压，把这新政推行下去。
可当他进了益州，加了王爵，并大封文武，产生一大批渴望土地与财富的新贵时，这新政的推行就已经不容易了。
南方的士族势力可一直都不如北方，在南边尚且如此艰难，半骗半哄的才让这些人心甘情愿的掏钱，他拿啥去革人家北方士族的命。
还有那么多刘姓王，手中的土地那么多，他刘备又何德何能让这些人把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呢？
要真按刘秀的模板来，刘备其实两年就能坐上帝位，但是却要花一生去与那庞大的士人集团斗。
那多没意思啊，既然北方龙蛇遍地，想称王的那么多，刘备只能让他们尽情去搏杀了。这个过程有个好处就是各地那些被当猪养的刘姓宗室会最先被割肉放血。
这些人手里的土地与财富会被袁绍、陶谦等大小诸侯抢走，用来收买人心，团结当地的士族。
那么接下来的过程就很简单了，这些好人替他刘备处理了最难处理的刘姓宗室，又把北地士族紧紧的团结在身边划分成他的敌对势力。
等这些诸侯被踩为齑粉之时，北边会有大量无主的土地空出来，供他来推行新政，并把这东西变成祖宗之法。
到时那庞大的士人集团也会变得风光不再，新的文武百官又被制度互相制约，刘备在心里认为，到时老子顶着开国皇帝与天命加身的光环，想怎么来，他就怎么来。
不过现阶段蜀汉遇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那就是又没钱了。
此前那些汉室老臣急着把称王之后就躲在内廷载歌载舞，酒肉不绝的刘备拉出来，一方面确实是被刘宏搞怕了。
看到自家君王基本不怎么过问朝政，就吓得连觉都睡不好，一天天忧思过甚，生怕再遇到一个奇葩的君王，断送掉复兴汉室，定鼎天下的希望。
另一方面就是国库确实没钱，新汉的财政目前是全部压在公共性那边的，收上来的税收除去扩军、发俸禄之外，余者皆用于修桥、铺路、打井、建城、兴修水利等公共事务上。
这玩法是非常烧钱的，此时又经历了董卓乱政，铸造小钱，货币系统变得混乱不堪，民间私铸成风，劣币横行，那些五铢钱的公信力与购买力已经大为下降，大多数地方的商品交易其实已经变成了以物易物。
就像刘备在茶馆里点的那两杯茶，若不是苏张二人接了命令必须收铜钱，那可能城里百姓就要带点粮食与布帛等物品去喝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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