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他通过多条隐蔽渠道，加倍关注京师的任何风吹草动。
整个隆庆六年的春天，陈恪便是在这种表面平静但内里紧绷的状态下度过，一边处理着无穷无尽的东南政务，一边等待着从北方传来能解释这一切古怪的讯号。
讯号来得很快，也足够血腥。
隆庆六年四月，就在陈恪接旨留镇东南后不过一个月，一道更具爆炸性的消息，席卷了大明的官场，也彻底吹散了陈恪心中最后一丝迷雾。
首辅高拱，被罢黜了。
不是寻常的致仕荣休，而是以一种近乎狼狈的方式，被逐出京师，勒令回籍闲住。
而起因，是一场策划精密的宫廷政变。
策划并执行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正是陈恪曾经的旧识——张居正。
张居正，这位在嘉靖朝便与陈恪相识，曾共同推动过三市分立，也在兵部争权中短暂交锋过的能臣，在隆庆朝多数时间里，似乎隐藏在高拱巨大的身影之后，沉稳而耐心。
他入阁办事，已是位极人臣，但在高拱这位铁腕首辅的压制下，始终未能尽展抱负。
所有人都知道张居正有经天纬地之才，也有揽权固位的野心，只是时机未到。
隆庆皇帝的突然驾崩，以及年少的万历皇帝即位，给了张居正梦寐以求的时机。
他敏锐地抓住了权力结构中最脆弱也最关键的一环——皇帝生母，即将被尊为慈圣皇太后的李氏。
李太后出身寒微，却能以侧室之位在裕王府站稳脚跟并诞下皇长子，其手腕绝非寻常妇人可比。
高拱性格刚直强硬，在隆庆朝便时常以顾命老臣自居，对宫闱之事，尤其是对这位未来太后，不免有些倨傲与疏远，甚至在某些涉及内廷用度和外戚恩荫的问题上有所裁抑，早已埋下严重的嫌隙。
张居正洞悉这一切。
在万历即位的关键时刻，他以其一贯的深沉与机变，迅速向极度渴望获得尊崇与实权以保障自身和儿子地位的李太后靠拢。
他表现得谦恭、体贴、且极其高效，在涉及朝局稳定和以及如何辅佐少帝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深合太后心意的建议。
他巧妙地将高拱某些维护朝廷纲纪和抑制后宫干政的言行，转化为对太后权威的不敬与轻视，不断在李太后心中强化高拱跋扈的危险形象。
与此同时，张居正利用自己多年经营的朝中人脉，在一瞬间同时发力。
最终，在一场朝争中，张居正与李太后联手，打出“保护少主、肃清君侧”的旗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致命一击。
高拱被指“专权擅政、目无君上”，尽管他上疏自辩，但在太后鲜明的意志和司礼监的不得不配合下，一切辩解都苍白无力。
年少的皇帝信任哪一方，自然不言而喻。
诏书下达，高拱顷刻垮台，被驱逐出京。
而更让朝野瞠目的是，接替首辅之位的，并非资历更老的次辅赵贞吉，而是资历相对稍浅的张居正。
张居正不仅一举斗倒了最大的政敌，更成功跳过了可能成为制衡的赵贞吉，直接登上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巅峰。
赵贞吉在此事中态度暧昧，或许曾试图从中取利，或许只是低估了张居正的决断与太后支持的力度，最终也只能黯然接受这个结果，继续留在次辅位置上，但权势与影响力已不可与张居正同日而语。
所有的疑惑，瞬间都有了答案。
为什么那道旨意不让他进京？
因为无论他与高拱在具体的策略和步骤上有过什么分歧，但在大的政治光谱上，在支持开海、强军、整顿吏治、富国强兵的根本方向上，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同盟。
陈恪的权势、功绩、以及在勋贵、部分务实派官员中的影响力，是高拱权力格局中极为重要的外部支柱与威慑力量。
若陈恪身在京师，以其托孤重臣和帝师的多重身份，以其无可置疑的威望，在得知张居正联合内廷对高拱发难时，他绝无可能坐视不管。
即便不公开支持高拱，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制衡，足以让张居正和太后在动手前投鼠忌器，甚至可能迫使局势走向完全不同的妥协。
不让陈恪进京，就是要在权力更迭的棋盘上，提前移开这颗不可控的棋子。
将他稳在东南，既是对他实力的忌惮与暂时安抚，也是确保京师这场针对高拱的政变能够不受任何意外干扰的关键前提。
那道旨意中所谓“稳住根基”，此刻听来，不过是防止他这头猛虎闯入斗兽场的委婉说辞。
权力的不确定性，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带着一种近乎荒谬的冷酷。
就在数月前，陈恪还在规划着东南的十年蓝图，以为大势渐成，根基日固。
然而，数千里外京师深宫中一场与他并无直接关联的政治斗争，就足以轻易改写权力格局，并将他也无形中置于一个全新的境地。
他所有的功绩、布局、对未来的设想，在最高权力的任性抉择与组合面前，依然显得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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