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是极大的让步和姿态的放低。
然而，嘉靖帝在精舍内看到这份密奏时，只是冷笑一声。
“一成？一成半？徐阶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吗？！”他将密奏掷于案上，“告诉徐阶，朕不是严嵩！朕要的是堂堂正正纳入内帑、由朕支配的银子，不是他施舍般的‘协理费’！让他重新拟个章程来！”
谈判陷入了拉锯战。
双方通过司礼监和内阁中书舍人等秘密渠道，来回扯皮，互探底线。
徐阶咬死“祖制”、“言官监督”、“户部审计”等大义名分，一再强调若份额过高，难以堵住天下悠悠众口，清流内部也无法交代。
嘉靖则或强硬或暗示，甚至不惜以“朕近日修道有感，或需静修数月，朝政恐需委于裕王与内阁”相挟。
最终，在经过数轮不见刀光剑影却凶险异常的暗中较量后，双方都感到了一丝疲惫，也知道谁也无法真正压倒对方。
一个彼此心照不宣的折中方案终于达成：各项抄没银两及后续变卖资产所得，最终结算后，总额的一成五划入嘉靖帝的内帑，由皇帝自由支配，无需说明具体用途。
其余八成五，则按徐阶等人最初规划，用于各项“国计民生”之需。
这个比例，远低于严党时期动辄三成甚至更高的“惯例”，但又高于徐阶最初提出的一成底线。
嘉靖帝虽然极度不满，但也知道这是目前情况下能从铁公鸡般的清流手中抠出来的最大份额。
徐阶虽然心疼，但也能对内对外有所交代，毕竟“保全”了绝大部分的国库收入。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抄家盛宴，一场看似正气凛然的拨款规划，最终以这样一种看似体面、实则充满了幕后交易和妥协的方式落下了帷幕。
圣旨明发，天下称颂陛下仁德，体恤民艰，将巨资尽用于国。清流官员们弹冠相庆，歌颂徐阁老力挽狂澜，不负众望。
地方官府、卫所、受灾百姓也终于盼来了迟迟未到的款项，虽然过程中少不了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与效率低下，但终究是有钱了。
而没有人看到，那笔高达总额一成五、数额依旧惊人的白银，是如何悄无声息地流入了西苑的内库，变成了嘉靖帝丹炉里更精贵的朱砂、更稀有的海外香药，以及万寿宫更精巧的亭台楼阁。
更没有人深究，那拨付给各地用于“退还多征”、“赈济灾民”、“以工代赈”的巨额款项，在离开京城后，是如何在各级官吏与当地世家大族的“通力合作”下，上演着一出出经典的“官绅共赢”大戏。
例如退还税款，世家大族往往拥有最多被多征的田产，他们拿回了大头的银子；而普通农户能拿到多少，何时能拿到，则全看胥吏的心情和效率。
采购赈灾粮，官府绝不会去找那些囤积居奇的小粮商，而是“优先”向素有“善名”、且与朝中某位清流官员或许连着姻亲的某地粮绅大户购买，价格自然“公道合理”，甚至略高于市价，以示“抚慰地方大族”。
工程款项下拨，承办的工头也必然是与某位官员沾亲带故，或是早早打点好了各方关系的“自己人”，工程用料、人工开销，其中可操作的环节更是数不胜数。
这些经过层层“漂没”、“周转”的钱，最终又会通过年节敬奉、冰敬炭敬、婚丧嫁娶贺仪等种种看似合法合规的渠道，悄无声息地流回京城，流入那些掌管着这些款项审批、拨付权力的清流高官及其门生故吏的腰包。
他们无需亲自贪墨，甚至不必过问细节。
他们只需在关键节点，对某些“合情合理”的流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在不经意间，为某位“名声颇佳”的地方乡绅说上一句无关痛痒的好话，自然会有无数人心领神会，将一切办理得妥妥当当。
他们身处高位，目光所及乃是经筵讲义、国家大政、党派平衡，怎会去操心底下那些“细枝末节”？
在他们看来，水至清则无鱼，能维持大局稳定，能将严党窃取的财富大部分追回并用之于“国”，已是莫大的功绩。
至于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和利益输送，不过是千百年来官场运行的“常情”与“惯例”罢了。
一场看似激烈的帝相之争，最终以各退一步的“折中主义”悄然落幕。
嘉靖帝拿到了缩水但依旧可观的好处，保住了颜面。
徐阶及其代表的清流集团，则成功掌握了绝大部分资金的实际分配权，为其后续的利益输送和政治布局铺平了道路。
只有那运河两岸眼巴巴盼着退赋减负的农夫，那黄河边上忧心忡忡的河工，那边镇之中依旧缺饷的士卒，还在懵懂地等待着朝廷那“浩荡皇恩”的真正降临。
却不知，那笔源于巨贪、本应普惠天下的财富，早已在庙堂的算计与妥协中，被重新标好了价格，注定将以另一种形式，流入另一个无形的巨大口袋。
而这，便是嘉靖朝堂的“正道”。
阳光之下，并无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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