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信，楼上的男人想杀我。
每天清晨六点，他的脚步声准时响起，像一具沉重的尸体在水泥地上拖行，然后——砰！砰！砰！——他开始跺脚，仿佛要把地板踩穿，直直坠入我的天花板。我试过敲门，试过投诉，甚至报警，但警察只是敷衍地点头，说“邻里纠纷建议调解”。调解？他隔着猫眼对我笑，那笑容像一把钝刀，缓慢地割开我的神经。
直到今天，他终于动手了。
我下楼时，他“恰好”出门，手里拎着黑色垃圾袋，擦肩而过的瞬间，我的侧腹突然一凉。起初我以为是被风吹的，直到温热的液体顺着衬衫往下流，我才意识到——他捅了我。
我踉跄着走到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
“去医院。”我咬着牙说，血已经浸透了外套，在座椅上洇开一片暗红。
司机从后视镜里瞥了一眼，脸色瞬间煞白。
“下车。”他说。
“我付钱，双倍。”我喘息着，手指死死按住伤口。
“滚下去！”他猛地刹住车，伸手推开后门，仿佛我不是一个伤者，而是一具会弄脏他车的腐尸。
第二辆、第三辆……每一辆出租车都在看清我的瞬间踩下油门逃离。最后，我放弃了，用外套裹住伤口，勉强挤进一辆车。司机没说话，但开出去不到两百米，他就靠边停下，眼神躲闪：“你……你还是叫救护车吧。”
我笑了。原来在这个城市，流血的人不配坐车。
我倒下去的时候，天空是铅灰色的，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红白灯光在视野里闪烁。真讽刺啊，他们宁愿等我死，也不愿让我活着抵达医院。
不过没关系，楼上的男人很快就会发现——死人，也是会敲门的。
*
警察来了，带着那种令人作呕的例行公事的态度。他们拿着执法记录仪，镜头像一只冰冷的眼睛，对准我的脸、我的伤口、我还在渗血的衣角。
“你被袭击了？”一个胖警察问，语气像是在问我“吃饭了没”。
我没说话，只是盯着他制服上歪掉的纽扣。他们根本不在乎真相，他们只在乎能不能按时下班。
“监控呢？”另一个警察问物业。
“坏了。”物业搓着手，笑得像条哈巴狗。
胖警察叹了口气，在本子上潦草地划拉两笔，然后抬头看我：“你认识袭击你的人吗？”
我扯了扯嘴角。他们明明知道是谁，楼上那疯子早就是派出所的常客了。
果然，没过多久，一个年轻警察小跑过来，压低声音说：“查到了，那男的半年前刚出来。”
“半年也叫‘刚出来’？”我冷笑。
胖警察耸耸肩，“精神病，在治疗期，杀人不犯法的。”他说得轻描淡写，仿佛在讨论今天的天气。
我盯着他，突然笑了。
原来如此。法律保护的不是我这种普通人，而是那些举着“精神病”免死金牌的恶魔。他们可以半夜跺脚吵得你神经衰弱，可以拿着刀在你家门口徘徊，甚至可以捅你一刀——然后，警察只会拍拍你的肩膀，说：“算你倒霉。”
年轻警察犹豫了一下，补充道：“不过你放心，我们会加强巡逻……”
我打断他：“巡逻有用的话，我今天就不会躺在这里了。”
他们沉默了，空气里只剩下执法记录仪运转的细微电流声。
真好笑，他们拍我，拍得再清楚有什么用？
凶手在楼上，而法律，在精神病院里。
*
警察走后，医院的白炽灯在头顶嗡嗡作响。医生给我缝了七针，针脚歪歪扭扭，像一条蜈蚣爬在侧腹。护士说："伤口不深，死不了。"她递给我一张心理科转诊单，"建议你做个情绪评估。"
我捏着转诊单笑出了声。
看啊，受害者总是需要被评估的那个。
回到家时已是深夜。楼道里安静得诡异，仿佛整栋楼都在屏息等待什么。我站在门口，听见头顶传来规律的"咚、咚、咚"——是那个精神病在敲击地板，用摩斯密码般的方式宣告他的存在。
三天后，我收到了派出所的《不予立案通知书》。那个胖警察叼着烟说："人家有鉴定证书的，二级精神分裂。"他弹了弹烟灰，"你要实在害怕，就搬家嘛。"
当晚我做了两件事：
1. 在淘宝买了震楼神器
2. 把厨房的剔骨刀磨得发亮
既然法律允许疯子杀人，那也应该允许正常人自卫。
第一次反击是在凌晨四点。当楼上的跺脚声准时响起时，我按下震楼器的开关。整栋楼都在震颤，吊灯摇晃，玻璃杯炸裂。很快，天花板传来慌乱的脚步声，接着是重物倒地的闷响。
第二天物业来敲门，我给他们看手机里的噪音监测数据："超过85分贝了，按照《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他们悻悻离去时，我听见保安嘟囔："两个疯子。"
没错，现在这栋楼确实住着两个疯子。
一个拿着免死金牌，一个握着剔骨刀。
—— 当法律失效时，暴力会成为最公平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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