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9年3月14日,纽约联合国总部,托管理事会会议厅。
张美玲站在会议厅外的走廊里,透过玻璃窗看着里面逐渐坐满的人群。一百九十三个国家的代表,几十家媒体,无数NGO观察员。这个曾经见证过纳米比亚独立、托管领土转型的历史性会议厅,今天将见证另一场特殊的听证会。
“紧张吗?”身边的声音问。是娜基里恩,肯尼亚图尔卡纳部落的妇女领袖,今天的第一位发言者。她穿着传统的珠饰服装,脸上有部落的面纹,与周围西装革履的人群格格不入,但站得很直。
“有一点。”张美玲承认,“但你呢?”
娜基里恩看着玻璃窗里那些陌生的面孔:“我的部落有一句话:狮子不在乎羚羊的感受。那些人是狮子,我们是羚羊。但今天,羚羊要开口说话。”
张美玲握住她的手:“他们会听的。”
“会吗?”娜基里恩轻声问,“即使听了,会改变什么吗?”
张美玲无法回答。五个月前,在内罗毕的联合国会议上,她提出了“全球水资源共享计划”。四个月前,联合国成立了特设工作组。三个月来,工作组开了无数次会议,写了无数份文件,但进展缓慢。今天这场听证会,是她争取来的机会——让真正受缺水影响的人,亲自站在世界面前,说出他们的故事。
“不管怎样,”张美玲说,“至少要让世界听到。”
会议厅的门打开,工作人员示意她们进入。
张美玲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会议厅座无虚席。圆形的主席台上,联合国副秘书长主持听证会。各国代表坐在各自的位置上,面前摆着名牌。媒体区架满了摄像机,记者们已经在笔记本上敲击。后排的公众席上,坐着NGO代表、学者、以及一些普通的面孔——也许是被邀请的,也许是自发前来的。
张美玲走向讲台。她的脚步在寂静的会议厅里格外清晰。
“谢谢各位出席今天的特别听证会。”她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开,“过去几个月,联合国成立了‘全球水资源治理特设工作组’,研究建立全球水资源共享机制的可行性。工作组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许多报告和数据。但今天,我们不谈报告,不谈数据。”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会议厅:“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声音——水的声音,通过人的喉咙发出。”
她转身介绍:“第一位发言者,娜基里恩,来自肯尼亚图尔卡纳部落。”
娜基里恩走上讲台。她比张美玲矮一个头,但站在那里,像一棵在沙漠中生长的树。她的英语带着口音,但每个词都清晰有力。
“我来自肯尼亚北部,图尔卡纳湖附近。”她开始说,“那里曾经是绿色的,有草,有树,有动物。我小时候,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去河边打水。河边有很多人,大家排队,聊天,孩子们在水里玩。那时候,水是生活的一部分。”
她停顿了一下,声音低沉下去:“现在,河干了。二十年了,没有水。”
会议厅里安静极了。
“我现在每天要走六个小时取水。”娜基里恩继续说,“早上四点起床,走三个小时到水源点,排队两个小时,再走三个小时回来。回到家,太阳已经落山。我每天的生活,就是走路,等水,走路,等水。没有时间种地,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没有时间做任何事。”
她的声音开始颤抖:“我有过三个孩子。第一个,五岁时死了。腹泻,医生说是因为喝了脏水。第二个,三岁时死了。也是腹泻。第三个,两岁时……也是。”
泪水从她脸上流下,但她没有擦:“我的丈夫,去年在水源点和人争水,被打断了腿。现在他躺在床上,什么也做不了。我还要照顾他,还要每天走六个小时取水。”
她抬起头,直视会议厅里那些西装革履的代表:“你们在这里讨论主权,讨论规则,讨论资金。我不懂这些。我只想问:我的最后一个孩子,现在七个月大,他能不能活到有水喝的那一天?你们能保证吗?”
没有人回答。
会议厅里,有人低头,有人落泪,有人表情复杂。
第二位发言者是阿贝贝。他穿着简单的衬衫和长裤,和五个月前在内罗毕相比,瘦了很多,眼睛里有深深的黑眼圈。
“我叫阿贝贝,来自埃塞俄比亚。”他的声音低沉,“我曾经是复兴大坝的工程师。”
会议厅里响起一阵低语。复兴大坝——这个引发埃塞俄比亚与埃及、苏丹多年争端的巨大工程,在座的每个人都听说过。
“我为那座大坝工作了四年。”阿贝贝说,“我以为我在为国家做贡献。我以为我在帮助埃塞俄比亚人民用上电,摆脱贫困。每次看到大坝一点点升高,我都感到骄傲。”
他低下头:“直到两年前,我姐姐嫁到下游的一个村庄——肯尼亚境内,离埃塞俄比亚边境不远。我参加她的婚礼,看着她的笑容,很高兴。我以为她找到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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