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义珍的脚步在东湖新区的水泥路上敲出轻重不一的节奏。夜风从巷口斜穿过来，吹得他外套下摆微微翻动。他没带伞，也没穿大衣，就这么一路走过来，手里捏着一张刚从居民手里接过的联名信草稿。
纸是打印的，格式整齐，措辞讲究，像是有人专门写好再发下来的。
“丁市长，我们不是闹事，就是想讨个公道。”站在临时搭起的铁皮棚子前，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说得声情并茂，“十年前说补八十万，现在物价翻了三倍，难道我们还得按老标准来？”
丁义珍没接话，低头看信。三十七个签名，笔迹各异，但内容清一色写着“要求重审旧改补偿方案”。他翻到背面，发现角落印着一行小字：“参考模板——阳光三区维权组”。
他抬眼扫了圈人群。这地方他昨天来过，当时没人提补偿翻倍的事。今天倒好，连口号都统一了。
“您是哪个单位退休的？”他问夹克男。
“市政设计院，九七年下岗。”对方答得利索。
丁义珍点点头，把信折好塞进衣兜。“行，我记下了。明天上午，信访局会派人来登记诉求。”
他转身要走，眼角余光却瞥见人群后头，另一个穿蓝衬衫的男人正悄悄收起手机。那人他见过——上午在阳光街道，下午在城西社区，现在又出现在这儿，每次都站在外围，不说话，只点头。
他没停步，脚步也没变，只是悄悄对身后秘书比了个手势：拍下来，传给安欣。
手机震动得有点急。他边走边掏出来，是安欣发来的照片，附了一行字：“三人暂住登记信息虚假，其中一名用的是三年前注销的身份证号。通信记录显示，他们最近频繁拨打一个加密号码，归属地在境外，但信号中转站设在京海南郊。”
丁义珍停下，站在路灯下回拨过去。
“那个号码……查到源头了吗？”
“还没打通实链。”安欣声音压得很低，“但它曾经出现在赵立冬前秘书的备份通讯录里，标记为‘项目顾问’。我们比对了近七天的基站数据，这三个家伙每次开会前，都会靠近那个信号源。”
“清心居那边呢？”
“李响带人盯了一下午。那三人今晚八点左右进了茶楼后门，待了四十分钟。出来时，手里多了个牛皮纸袋。”
丁义珍盯着手机屏幕上的时间戳。八点零七分，正是他在阳光街道处理完水管抢修、准备出发来东湖的时候。
他把手机收起来，抬头看了眼不远处的临时指挥帐篷。灯还亮着，值班员正趴在桌上写汇报。
“通知李响，别跟太紧。”他说，“让他们继续活动，但我要知道他们回去后见了谁，说了什么。”
说完他转身往帐篷走，脚步比刚才沉了些。
帐篷里，钟小艾已经等在那儿了，手里拿着一台平板，屏幕上滚动着几段录音波形。
“我做了语音分析。”她抬头，“三个不同社区的集会录音里，有七句话完全一致，包括‘政府拖了十年，我们不能再等’‘补偿不是施舍，是权利’这些话。语速、停顿、重音都像一个人教的。”
丁义珍坐下来，接过平板，点开其中一段。
“……我们不是刁民，我们是被逼的！”录音里的声音激昂，“只要人够多，他们就得低头！”
他听完，没说话，又点开另一段。还是这句话，只是换了个嗓音，背景嘈杂些。
“像不像培训过的？”钟小艾问。
“像。”丁义珍把平板还给她，“但问题不在话术，而在谁在背后组织。这些人不是自发聚集，是有人在定点投放情绪。”
他站起身，走到墙边挂的地图前。东湖、阳光、城西——三个点，正好连成一个三角，而中心位置，就是市政府。
“这不是维权。”他手指在地图上划了圈，“是测试。他们在试，用同样的剧本，能不能在不同地方点燃火苗。”
帐篷外传来脚步声，李响掀帘进来，脸上带着夜露的湿气。
“查到了。”他直接说，“那三人住的地方不是出租屋，是城南老街一栋废弃办公楼的三层。楼没电，但昨晚有人拉了临时线路进去。监控拍到他们今晚又回去了，还带了个穿黑风衣的。”
“脸能看清吗？”
“角度不行。但身形……有点像赵立冬以前的法律顾问，姓陈，去年辞职后就没了消息。”
丁义珍眯了下眼。
那个陈律师，曾在赵立冬主导的旧改项目中负责法律兜底，后来因涉嫌伪造居民签字被停职调查，最后不了了之。
“先不惊动。”他说，“让技术组调最近七天所有进出城南的车辆记录，重点查夜间出入那栋楼的。另外，安排无人机低空飞一次，拍建筑结构变化。”
李响点头要走，又被叫住。
“记住，别用警用设备靠近。用民用牌照车，穿便装，像查水电的。”
等帐篷里只剩他和钟小艾，丁义珍才低声问：“网上有动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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