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十七把陈砚送的《钢与笔》揣在包里，隔三差五就翻几页。那些关于网线、老干部楼和清洁工的文字，像带了钩子似的，总把他的思绪往深处拽。
终于在一个周末的下午，他又约陈砚去了那家咖啡馆——
还是靠窗的位置，梧桐叶已经开始泛黄，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
“陈哥，我这几天总在想你书里写的事。”顾十七把刚点的美式推到陈砚面前，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杯沿，“你说咱们国家这些年经济是上去了，可这发展到底是拿什么换的？要是拿工人的委屈、普通人的尊严换的，这经济就算再涨，又有什么意义？”
陈砚端着咖啡没喝，先从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笔记本——封皮上还印着“中国联通”的logo，边角都磨得起了毛。
他翻开其中一页，上面用钢笔写着密密麻麻的数字，旁边还画着歪歪扭扭的折线图。
“你看这个。”陈砚指着其中一行数字，“2018年青岛的GDP是1.2万亿，比2010年翻了快一倍。可同年我们这些智家工程师的平均工资，扣除通胀之后，其实只涨了不到五百块。
你知道那时候我们一天要跑多少户吗？最少八家，多的时候十二家，有时候忙到晚上十点还在小区里爬楼梯，晚饭就啃个面包。”
他顿了顿，指尖在“12家”那三个字上轻轻敲了敲，像是在触碰那些疲惫的夜晚。“有次我去李村的一个老小区修宽带，用户家在六楼，没电梯。
我背着十斤重的工具箱爬上去，汗把衬衫都浸透了，贴在背上像块铁板。
修完之后用户说‘小伙子辛苦’，给了我一瓶冰镇可乐，我攥在手里半天没舍得喝——
不是舍不得，是那时候突然觉得，我们的力气好像就值这瓶可乐。”
顾十七没说话，想起自己刚毕业时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实习的经历。
每天加班到凌晨，一个月才两千块补助，领导还总说“年轻人要多吃苦”。
那时候他以为只是自己运气不好，现在听陈砚这么说，才觉得这不是个例。
“你知道吗？”陈砚突然抬头看着顾十七，眼神里带着点复杂的情绪，“我以前跟我们队里的老王聊过，他在联通干了十五年，从线务员做到智家工程师，手上的老茧厚得能磨破砂纸。他儿子去年考上大学，学费要一万二，他跟亲戚借了个遍才凑齐。可我们单位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每天喝着茶聊着天，年终奖比我们一年工资还多。你说这经济发展，是不是就靠我们这些人把力气拧成绳子，让别人踩着往上爬？”
顾十七拿起桌上的《钢与笔》，翻到关于市北区老干部疗养所的那一页。
“陈哥，你书里写那位军长夫人，家里都是老物件，可军用专线却一直留着。我当时就想，同样是‘干部’，怎么有的人心安理得享受特权，有的人却连件新沙发都舍不得买？”
“这就是分配的问题了。”陈砚把笔记本合上，指尖在封皮上蹭了蹭，“你之前说‘按需分配是蛋糕做大后的事’，其实这话只对了一半。现在我们的蛋糕还小吗？2023年全国GDP都超126万亿了，就算分摊到每个人头上，也不算少。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工人拿不到工资，那么多老人要六十岁还吊在楼外擦玻璃？根本不是蛋糕不够大，是切蛋糕的方式出了问题。”
他给顾十七举了个例子：2019年他们单位搞“智慧家庭”推广，要求每个工程师每月至少完成二十单业务，完不成就扣绩效。为了冲业绩，他们每天跑断腿，有的同事甚至要给用户送米送油才能签下单。
可最后项目结束，领导拿了十万块的奖金，他们这些一线工人，每人只发了一百块的“辛苦费”。
“那时候我就想，这‘智慧家庭’到底是谁的智慧？是谁的家庭？”陈砚的声音有点哑，“我们把蛋糕做大了，可切蛋糕的人却把最大的那块留给了自己，剩下的碎渣才分给我们。你说这叫什么社会主义？这分明是换了件外套的资本主义剥削。”
顾十七突然想起自己老家的事。
他爷爷是个老农民，种了一辈子地，现在每月能领一百多块的养老金。
而他爷爷的堂哥，以前在县里的粮食局当领导，退休后每月退休金八千多，还能报销医药费。
“我小时候总听我爷爷说‘人跟人不一样’，那时候不懂，现在才明白，这不一样不是因为谁更努力，是因为分配的尺子歪了。”
“你说的对，尺子歪了。”陈砚点点头，从包里拿出一份旧报纸，上面有篇关于“社保双轨制”的报道，边角被他用红笔圈了起来，“你看这个，2014年就说要改革社保双轨制，可到现在，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金还是比企业职工高好几倍。我之前算过一笔账，我们单位一位退休的副局长，每月退休金一万二，相当于三个一线工人的工资总和。你说这公平吗？同样是为社会做贡献，凭什么有的人退休后能住疗养公寓，有的人却要靠捡垃圾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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