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尘埃落在吕明远的肩头，已分不清是哪个时代的沙。
他站在一片断壁残垣之中，脚下的陶片上还残留着模糊的水纹图案——那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留下的最后印记。热风卷起沙砾，穿过半塌的拱券，发出呜咽般的声响，像在重复着千年前祭司的祷词，又像在诉说着被干渴吞噬的哀嚎。全息记录仪悬浮在他面前，无声地扫描着这片废墟，将土壤中的盐分含量、陶器残片的年代、河道遗迹的走向一一记录在案，数据冰冷而精确，拼凑出一个文明消亡的轨迹。
吕明远的身份是“明远先生”，一个在时间长河中游走的记录者。与叶云天一家不同，他不干预，不引导，只做最忠实的旁观者。他的行囊里没有工具，没有种子，只有这部能抵抗时空扰动的记录仪，和一个用来书写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本子。他的使命，是搜集那些被水“审判”过的文明残骸，让它们在未来发出警示的声音。
穿越对他而言，不是瞬间的眩晕，而是漫长的沉浸。他曾站在鼎盛时期的巴比伦城，看幼发拉底河上的商船往来如梭，看人们用复杂的灌溉系统将沙漠变成良田，神庙的壁画上，国王正手持权杖，向神祈求“永远流淌的河水”；百年后，他再次站在这里，看到的却是被盐碱化的土地，白花花的盐霜覆盖在龟裂的田垄上，曾经繁华的城市只剩下空荡的城墙，河道淤塞成了浅浅的沙沟，当地人说，“河水变苦了，地里长不出庄稼，连神都离开了”。
记录仪忠实地记录下这一切：公元前2100年，苏美尔城邦因过度灌溉导致土地盐碱化，小麦产量从每公顷2537升降至1460升；公元前1750年，乌尔第三王朝灭亡，考古发现的王室粮仓中，谷物样本的含盐量是初期的8倍；“他们用运河引来的不只是水，还有死亡的种子，”吕明远在本子上写下，“当最后一片麦田收获的全是盐粒，神谕也救不了他们。”
他的旅程没有终点，只有一个接一个的文明墓碑。
在塔里木盆地的深处，他找到了楼兰古城的遗迹。风蚀的佛塔像孤独的守望者，倒塌的民居里，还能看到半埋在沙中的纺轮和陶罐。他循着古河道的痕迹往前走，在一处干涸的湖床边缘，发现了大量的芦苇化石——这证明这里曾是水草丰美的沼泽。记录仪分析出，这片区域在公元3世纪至4世纪间，年降水量骤降30%，而与此同时，上游的灌溉农业却在扩张，最终导致下游断流。
“他们砍倒了防风的胡杨林，用来建造房屋和船只；他们拦截了孔雀河的水，用来浇灌更多的农田。”吕明远蹲下身，捡起一块带有水蚀痕迹的木简，上面的佉卢文已经模糊不清，“当沙漠逼近城墙时，人们才想起迁徙，但已经晚了。风沙比马蹄跑得更快，最终将整个城市埋进了沙海。”他翻开本子，前面几页记着敦煌文书里的记载：“楼兰，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水绝，国除。”
他曾在公元5世纪的中美洲，见证玛雅文明的衰落。那些宏伟的金字塔和天文台，曾是人类智慧的象征，但在热带雨林深处，他发现了被遗弃的水库和水渠。土壤样本显示，这里曾经历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干旱，而玛雅人过度开垦导致的水土流失，让本就稀缺的雨水无法被土地留住。“他们用活人献祭祈求降雨，却不愿减少对森林的砍伐。”吕明远站在科潘遗址的台阶上，看夕阳将金字塔的影子拉得很长，“当最后一个祭司在祭坛上死去，雨水依然没有来。”
最让他沉默的，是那些因争夺水源而自我毁灭的文明。在公元前7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帝国为了控制幼发拉底河的水源，对巴比伦发动了长达三年的战争，他们炸毁了堤坝，决堤的洪水淹没了巴比伦的农田，也冲毁了亚述下游的灌溉系统；在13世纪的印度河流域，德里苏丹国与拉杰普特人因争夺恒河支流的控制权，进行了数十次战争，最终两败俱伤，曾经繁荣的灌溉网络变成了战场，土地荒芜，人口锐减。
“某帝国为争夺河流控制权发动战争，最终同归于尽。”吕明远在本子上写下这句话时，笔尖微微颤抖。他想起一万年后的地球，人类也曾为了最后一点地下水而兵戎相见，直到所有的武器都因缺乏冷却剂而锈蚀，才在彻底的干涸中迎来寂静。历史从不新鲜，只是换了不同的面具，重复着同样的愚蠢。
他的记录越来越厚，从两河流域到黄河岸边，从美洲大陆到非洲草原，跨越数千年的时空，那些因水而兴、因水而亡的文明，像星辰一样在他的本子里闪烁又熄灭。他不做评价，不做分析，只是将事实陈列出来：某年某月，某文明因何种水资源管理失误，导致了何种后果。数据、考古发现、当时的文献记载、甚至是民间传说，都被他一丝不苟地收录进来。
当他觉得收集的案例足够多，便找了一个远离尘嚣的山谷，开始撰写那本注定要影响后世的书。他没有选择华丽的辞藻，只用最平实的语言，将一个个文明的兴衰娓娓道来。他写苏美尔人的灌溉技术如何先进，又如何被自己的贪婪反噬；写楼兰人如何在沙漠中建立绿洲，又如何亲手将其摧毁；写玛雅人的天文历法如何精确，却算不出干旱的到来；写那些因水而战的帝国，如何在胜利的狂欢中喝下自己酿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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