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阳光斜斜地照进中院，在青砖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贾张氏盘腿坐在自家炕沿上，手里摩挲着一个掉了漆的铜烟袋锅，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墙角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机器的木壳子被摩挲得发亮，踏板上还留着淡淡的鞋印——那是她年轻时踩着做活计留下的痕迹。
“妈，您真要卖啊？”傻柱端着个豁口的粗瓷碗走进来，碗里是刚熬好的玉米糊糊，蒸腾的热气模糊了他的眉眼，“这缝纫机可是您的宝贝，当年我爸托人从上海捎回来的，花了整整三个月工资呢。”
贾张氏没接碗，烟袋锅在炕桌上磕出“邦邦”的响：“宝贝能当饭吃？东旭那小子在厂里跟人打架，把人胳膊打断了，人家要赔五百块，不然就送派出所。你让我拿啥赔？”
傻柱手里的碗晃了晃，玉米糊糊差点洒出来：“东旭又惹事了？我去找他！”
“你找他有啥用？”贾张氏猛地抬起头，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他现在躲在他老丈人家不敢出来，人家天天堵在厂门口要说法，再拖下去，工作都得丢！”
傻柱的脚步顿住了。贾东旭是他同母异父的哥哥，性子暴躁，三天两头跟人起冲突，家里的钱大半都填了他的窟窿。可五百块不是小数目，他在食堂当厨子，一个月工资才三十七块五，就算不吃不喝，也得攒一年多。
“那……也不能卖缝纫机啊。”傻柱把碗往炕桌上一放，声音低了下去，“您这辈子就靠这机器给人做活计贴补家用，卖了它，您往后咋办？”
“咋办？凉拌！”贾张氏抓起烟袋锅往地上一戳，火星溅在青砖上，“总不能让东旭去蹲大牢吧？他要是进去了，他媳妇带着孩子回了娘家，我们老贾家就断了根了！”
她说着，眼圈红了，抓起炕上的抹布胡乱擦了擦脸：“那机器放着也是放着，我这两年眼也花了，手也抖了，做不了细活了。卖了换钱，先把东旭的事了了，比啥都强。”
傻柱看着母亲佝偻的背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知道母亲的脾气，看似强硬，实则把儿女看得比命还重。当年父亲走得早，母亲就是踩着这台缝纫机，一针一线把他和东旭拉扯大的。这机器上的每一道木纹，都刻着日子的艰辛。
“我再去跟厂长求求情，看能不能少赔点。”傻柱闷声说。
“求啥求？”贾张氏瞪了他一眼，“厂长早就放话了，东旭屡教不改，这次谁求情都没用。我已经托人问了，旧货市场那边说，这机器保养得好，最多能卖三百五，剩下的我再去跟街坊们借借，应该能凑够。”
傻柱还想说什么，院门口传来一阵喧哗。他走到门口一看，只见贾张氏托的那个“中间人”带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进了院，那男人手里拎着个黑皮包，眼神在院里扫来扫去，透着股精明。
“张大妈在家吗？”中间人扯着嗓子喊，“我把李老板带来了，看看您那缝纫机。”
贾张氏听见声音，赶紧从炕上爬起来，拍了拍衣服上的灰，脸上堆起笑迎了出去：“李老板来啦，快屋里坐。”
李老板没进屋，径直走到墙角的缝纫机旁，蹲下身敲了敲木壳，又转了转缝纫机的转盘，手指在踏板上按了按，眉头皱了皱：“机器是老机器，就是零件有点老化，皮带也得换，三百块，多一分没有。”
“三百？”贾张氏急了，“李老板，您再看看，这机器我保养得可好，去年还换了新的针板，三百五，少一分不卖！”
“三百二。”李老板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您要是同意，我现在就付钱，机器我让人来拉。不同意，我就走了，旧货市场这种机器多的是。”
贾张氏咬着牙，犹豫了半天，终于点了点头：“行！三百二就三百二！”
傻柱站在门口，看着李老板从皮包里掏出三百二十块钱递给母亲，看着母亲颤抖着手数了一遍又一遍，心里像刀割一样疼。他想冲上去把钱扔了，说不卖了，可一想到贾东旭可能蹲大牢，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易中海是在遛鸟回来时听说这事的。三大爷阎埠贵背着手跟在他身后，说得唾沫横飞：“……那缝纫机可是宝贝，当年多少人眼红呢！贾张氏也是没办法，东旭把人打惨了，胳膊断了不说，肋骨还裂了两根，人家要五百块都算少的……”
易中海的脚步慢了下来，手里的鸟笼晃了晃，画眉鸟受惊般扑腾起来。他皱着眉问：“东旭为啥跟人打架？”
“还能为啥？”阎埠贵撇撇嘴，“为了抢厂里的福利票。听说这个月发的布票，他想多要两张给他媳妇做棉袄，人家保管员不给，两人就吵起来了，东旭那脾气，上去就动手了。”
易中海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贾东旭这性子，他从小看到大，冲动、蛮横，一点亏都吃不得。以前有贾张氏护着，有傻柱帮着收拾烂摊子，总能糊弄过去，可这次闹得太大，怕是没那么容易了结。
“老易，你说贾张氏卖了缝纫机，往后可咋办？”阎埠贵叹了口气，“她那双手，除了踩缝纫机，啥也不会干。冬天快到了，连件厚棉袄都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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