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风裹着寒意，卷得院门口的槐树叶哗哗作响。阎埠贵蹲在自家门槛上，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纸，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纸上是街道办刚贴的公示，“红色记忆”纪念馆展品征集名单里，聋老太的那块血布排在最前面，旁边印着一行小字：“捐赠者：李桂兰（聋老太），备注：1947年支前模范，曾掩护伤员二十余名”。
“咳咳。”他清了清嗓子，想喊住正往聋老太家送煤的傻柱，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裤兜里的算盘硌得慌，那是他昨儿夜里翻箱倒柜找出来的，算珠上还沾着经年的油污。他记得清楚，这算盘是当年从一个溃败的国民党兵手里“换”来的——其实就是趁对方不备顺来的，那会儿他总觉得这玩意儿比家里的铁锅值钱，藏在床板下三十年，今儿却突然觉得，这木头缝里的灰，都透着股子见不得光的味。
“三大爷，蹲这儿晒太阳呢？”傻柱的大嗓门打断了他的思绪，煤筐在地上拖出两道黑痕，“刚听秦淮茹说，区里要给老太家换窗户，双层玻璃的，冬天暖和。”
阎埠贵勉强挤出个笑：“是吗？那可太好了。”心里却像被针扎了下——他想起十年前，老太家窗户纸破了，大冬天灌风，他路过时瞥见老太缩在被窝里发抖，愣是假装没看见，还转身跟二大妈说“老东西就是矫情”。
傻柱没察觉他的异样，拍了拍手上的煤灰：“吴区长说了，老太是功臣，该享的福一点都不能少。对了，前儿你不是说有本旧相册，里面有张老太年轻时的照片？咋不拿出来给纪念馆送去？”
阎埠贵的脸腾地红了，支支吾吾道：“那……那照片早丢了。”
其实照片没丢。就在他家衣柜最底层的铁皮盒里，压在他年轻时投机倒把赚的第一沓钱下面。照片上的老太梳着大辫子，穿着粗布褂子，正给一群兵娃子递窝头，笑容亮得晃眼。当年他见这照片清楚，就想借去给照相馆翻拍，嘴上说“帮老太留个念想”，实则是想趁机跟人要俩跑腿钱。结果老太没借，他还在背后编排人家“老顽固，一张破照片当宝贝”。
这会儿想起这事，他后槽牙都发酸。昨儿区里来的人说，纪念馆愿意给捐赠者发荣誉证书，还能领五百块慰问金。五百块啊，够买两袋白面、三斤猪肉，够他给仨儿子各做身新棉袄了。可那照片……他哪还有脸拿出来？
正懊恼着，听见院门口吵吵嚷嚷。原来是许大茂从外面回来，手里提着个果篮，脸上堆着笑，正往聋老太家走。“哟，三大爷也在呢？”许大茂阴阳怪气地打招呼，“我刚从区里听说，老太要上报纸了，特意买了点水果恭喜恭喜。”
阎埠贵撇撇嘴：“你可别装了，当年是谁说老太‘成分有问题’，跟街道办打小报告的？”
许大茂的脸僵了下，随即梗着脖子道：“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谁年轻时候没犯过错？再说我这不是来赔罪了吗？”
他这话倒是没说错。许大茂年轻时确实干过缺德事。有回区里查“黑五类”，他为了表现积极，硬是跟人说老太家藏着“敌特电台”，害得街道办的人把老太家翻了个底朝天，连炕洞都没放过。最后啥也没找到，他还嘴硬说“肯定是提前转移了”，气得老太当场就晕了过去。
这会儿许大茂提着果篮进了老太家，没过五分钟就灰溜溜地出来了，果篮被扔在门口，里面的苹果滚了一地。傻柱在旁边看得清楚，憋着笑说：“老太把他赶出来了，说‘不稀罕你的东西，当年你翻我家时，咋没想过给我留点面子’。”
许大茂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捡起地上的苹果，嘟囔道：“不识好歹。”可谁都看见，他转身时，眼圈红了。阎埠贵看着他的背影，突然想起自己当年也跟着起哄，说老太“肯定有问题”，还帮着许大茂指认“她家柴火垛里藏过电台”——其实那不过是老太攒的一堆旧布条，准备纳鞋底用的。
“唉。”阎埠贵重重叹了口气，蹲得腿都麻了，也没起身。他摸出烟袋锅，想抽口烟，却发现烟荷包是空的。这才想起，早上出门时，二大妈说家里没烟了，让他买两毛钱的，他舍不得，说“忍忍就过去了”。可这会儿，他宁愿用兜里仅有的五毛钱，换时光倒流一回。
要是能重来，他当年肯定会帮老太糊好窗户纸；肯定会把照片原封不动地还回去；肯定不会跟着许大茂瞎起哄……可世上哪有那么多“要是”？
正胡思乱想着，看见吴区长的车停在了院门口。吴区长亲自扶着老太出来，身后跟着几个扛摄像机的，说是要给老太拍纪录片。老太穿着新做的蓝布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捧着吴区长送的搪瓷缸，上面印着“劳动模范”四个金字，笑得合不拢嘴。
“李奶奶，您给大伙讲讲，当年您是咋把伤员藏进菜窖的？”记者举着话筒问。
老太眯着眼睛，声音有些发颤，却字字清晰：“那时候啊，兵娃子们浑身是血，我就想着，都是娘生爹养的，不能让他们白白丢了命。菜窖里黑，我就点着油灯给他们换药；没吃的，我就把家里的口粮省下来，自己啃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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