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理论里，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公式：腐败行为等于腐败动机加腐败条件。
这里的腐败条件，就是人们常说的制度的空子。
为了堵住原有的制度漏洞，人们会设计出更加复杂、更具制衡的制度出来。
制度更完善了，怎么还会有保护呢？
这是因为，单个官员的可操作空间少了，但并不可能完全杜绝这个空间。
行政是有多个主体、多个体系联动的结果，再怎么弥合行政缝隙，行政环节之间，总是要有人去扣上的。
一旦有人抓住关键点，攻入行政环节，就有可能破除其完整性。
结果就是，个体的腐败是止住了，但很可能是以集体性的腐败为代价。
沈青云就很清楚，比如说过去在交警执法过程中，执法过程差不多是一手交罚款，一手交罚单这么个过程。
但罚多少、怎么个罚法，可以商量。
这就滋生了很多腐败，随着制度和技术的更加完善，一线交警执法可操作的空间很小，结果就是，违规者就会从其他的更高环节去攻入。
说白了，通过各种关系的帮助，最后往往会让违法者逍遥法外。
这听起来很离谱，但沈青云知道，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的出现。
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但仔细分析，其实原因也就那么多。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内部稳定的利益共同体。
在市以及市以下的政治社会场域中，利益共同体的有复杂的内涵。
人们很容易在同事关系，业务关系，人情关系和市场关系中建立勾连，人们就容易借助这些复杂的网络关系不断增强各自的社会资本。
再者，就是这些保护伞之间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说白了，贪污腐败分子的实力取决于其内部组织能力和利益链接能力。
一个内部组织松散，又容易出幺蛾子的组织，具有一定地位的官员怕是不屑于打交道，因为风险太大。
沈青云上辈子接触过不少这方面的案例，过去的时候，小开发商很多，暴力拆迁也很多，出事也特别多。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对开发商的资质和实力特别重视。
但问题是，灰色利益在这个领域并未消失。
政府需要开发，城市升级，并解决社会问题，所以会告诉开发商千万不要因为开发而制造社会矛盾，给政府找麻烦。
而反过来，开发商则要项目和利益。
那么问题来了，在开发过程中不可能不遇到阻力，面对钉子户这样的存在，“以暴制暴”、“以黑治黑”是常见的操作办法。
但没有相关部门的默契配合，怕是做不成。
一旦出事，总要有人承担责任的。
有实力的开发商当然会自己消化，即便是出了大问题，最好也是自己担着。
反过来说，一个会做人的领导，当然也要为开发商提供条件，协调各个部门推进项目进展。
当然。
这些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沈青云在基层待了那么多年，对于很多问题更加清楚。
他很清楚，在基层存在着很多所谓的隐蔽机制。
打个比方来说，查酒驾后给五分钟时间打电话，就是一个隐蔽机制。
这个做法，很难说是腐败，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说得过去的“人性化操作”。
再比如，拆迁队搞强拆时，公安局延时出警，这也是一个极其隐蔽的机制，
它可能不符合公安出警规范要求五分钟到达现场的要求，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内部规范，没有太多的约束力。
但这个做法，对房地产商很关键，会让他们达到很多原本达不到的目的。
而且。
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滋生腐败的问题。
简单来说，大部分的腐败问题，其实无非就是一个掌握实权的领导，在一个地方经营时间太久了，从而形成自己的关系网。
这个关系网，既包括地方治理体系形成的官官相护，也包括地方相对封闭和发达的熟人社会网络。
要知道，国内很多地方的干部制度是下管两级，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基层官员其实一辈子就呆在一个地方，流动性小，必定形成熟人关系。
并且，官场的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的分口管理的特征，一个主要领导分管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往往业务相近，也是相互配合的关系。
于是乎，分管领导也是实权领导。
他可以增强部门协同，提高行政效率，但这也意味着，只要他有意运作，就可以在自己的分管领域建立一个小圈子。
问题是，基层治理其实是存在大量灰色地带的，靠制度解决不了，得依靠官员的主观能动性。
如此一来，基层官场和地方市场之间，就存在一个广阔的议价空间。
当一个没有私心的官员去议价时，可能是一个敢于担当的好官员。
但当一个有私心的官员去议价，哪怕是有公共利益的保护，也很容易在有意无意间成为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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