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营村的秋天，总是来得特别慢。
立秋已过半月，暑气却仍盘踞不去，空气黏稠得像浸了水的棉被，压得人喘不过气。村口那棵老槐树，枝干虬结，树皮斑驳，像一位佝偻的老人，默默撑开一片浓荫。树下，两张褪色的塑料凳子静静摆着，仿佛专为等待某个时刻而设。
柳琦鎏和老王就坐在这里。
夕阳斜照，将两人的影子拉得细长，投在龟裂的水泥地上。远处传来拆迁队收工的机械轰鸣，推土机的履带碾过碎石，发出沉闷的“咔咔”声，像是大地在呻吟。几辆蓝色铁皮活动房零星散布在村西头，那是第一批签了协议的村民暂时落脚的地方。而更多人家，门窗紧闭，墙上用白漆画着巨大的“拆”字，像一道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柳老弟，你说，我是不是太固执了？”老王忽然开口，声音沙哑，像是从喉咙深处硬挤出来的。
柳琦鎏没答，只是从口袋里摸出一包廉价香烟，抖出一根递给他，自己也点上。火光在渐暗的天色中一闪，映亮了他眼角的细纹。
“你不是固执，是心疼。”他终于说，“你心疼你闺女。”
老王吸了口烟，烟雾在唇边盘旋，又被晚风轻轻吹散。“我这辈子，没本事给她留什么。没车没房，连个工作都是她自己拼来的。可我总想着，至少……至少能给她留个家。一个真正属于她的家。可现在呢？连这老屋都要没了。”
他抬手指了指不远处那栋两层小楼——红砖外墙，铁皮屋顶，门口还挂着褪色的春联。那是他和妻子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女儿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墙上还留着她小时候用粉笔画的身高线，从一米二到一米六五，一条条，像岁月的刻度。
“可人家说，独女户，不享受‘男孩三套房’的政策。”老王苦笑，“说白了，就是闺女不算人丁。可我养她这么大，供她上学，给她治病，哪点比儿子少花了？她工作了还往家里寄钱，哪点不如别人家儿子？”
柳琦鎏沉默。他当然知道。他知道老王的女儿小雅，师范大学毕业，在城里一所小学当代课老师，工资不高，却每月雷打不动寄八百回家。他知道老王妻子有慢性病，常年吃药，全靠老王这点工资和女儿补贴撑着。他也知道，这栋房子，是老王唯一能给女儿的东西了。
“我找过人。”老王忽然说，声音低了下去，“我托了我表舅的战友，那人以前在街道办当副主任，退了休还有点面子。我拎着两瓶酒、一条烟去的。他拍着胸脯说‘这事包我身上’，结果呢？三天后回话：‘政策卡得死，改不了。’”
他冷笑一声，眼里却泛着红：“我又找了镇上一个管拆迁的科员，是我老乡。请他吃饭，敬酒，说尽好话。他喝多了，搂着我说：‘老王啊，不是兄弟不帮你，上面有文件，女孩就是不能算主户。你签了协议，能拿两套房，再加一笔补偿，已经不错了。’”
“你还去找谁了？”柳琦鎏轻声问。
“我……我还找了小雅学校的校长。”老王声音几乎低不可闻，“我想，她好歹是人民教师，有没有什么政策倾斜？校长倒是客气，请我喝茶，说会帮忙反映。可后来……再也没信。”
他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一个穿白衬衫的女孩，站在教室讲台前，笑容温婉。那是小雅。
“她昨天打电话来，说：‘爸，别签。我不在乎那房子，我在乎你开不开心。’”老王说着，声音哽了，“可我怎么能不签？我不签，他们天天来劝，喇叭放，车堵门，连我上班的保安队都听说了，队长私下问我：‘老王，你家是不是还不搬？’我……我抬不起头。”
柳琦鎏看着他，忽然想起七年前那个夏天。
那时老王也是这样坐在这里，只不过手里攥着的不是手机，而是一个鼓鼓的黑色皮包。
“十万块风波”——那是他们友谊中最沉重的一笔。
那年酷暑难耐，空调外机嗡嗡作响，热浪从地面蒸腾而起。老王找到柳琦鎏时，整个人像被晒蔫的庄稼，脸色灰败，眼窝深陷。
“柳老弟，我实在没辙了。”他声音发颤，“我外甥，小辉，大学毕业半年了，工作一个没着落。我姐天天哭，说我这当舅舅的不帮忙。我……我听说你有个女同学，在一家大企业人事部当主管，能不能……托托关系？”
柳琦鎏皱眉：“找工作，走正路最好。”
“可现在哪个正路不走点弯路？”老王苦笑，“人家都递烟送酒，我们连门都进不去。我攒了十年的十万块，就等着这一天。柳哥，你帮我递个话，就当……就当是我借你的名头。”
柳琦鎏看着他，良久，叹了口气：“行，我去试试。”
他找到了那位女同学。她叫陈丽，高中时成绩平平，如今却在一家上市公司做人力资源经理。两人多年未见，寒暄几句后，柳琦鎏说明来意，递上了那十万块现金。
“十万？不少了。”陈丽当时笑着接过，指尖在钞票上轻轻一划，“行，我尽力。下个月就有招聘，我让他来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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