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玄晃晃悠悠地走出采购科，手里还端着那杯没喝完的茶。
走廊里静悄悄的，偶尔有办事员抱着文件匆匆走过，看见他都点点头打招呼。
孙玄也点点头，继续慢悠悠地往前走。
办公楼里人来人往，有抱着文件匆匆赶路的干部。
有骑着自行车来送材料的公社通讯员。
还有几个穿着军装的同志，低声说着话。
比起1967、1968年那阵子，满大街都是红袖章、口号喊得震天响的光景，如今已经安静太多。
墙上的标语还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红字刷得醒目，却少了几分戾气，多了几分务实。
县长办公室在二楼东头，一间向阳的大屋子。
门开着，里面传来翻文件的沙沙声。
孙玄走到门口，往里看了一眼——只有孙逸一个人，正伏在办公桌前批文件。
桌上堆着厚厚一摞文件，旁边放着个茶杯，冒着袅袅热气。
孙玄直接走了进去，在靠墙的沙发上一屁股坐下。
沙发是老式的，弹簧有点松，坐下去就陷进去一块。
他翘起二郎腿，往靠背上一靠，那惬意劲儿，跟在自己家似的。
刚坐下，门口就闪进来一个人。
孙爱民端着个茶杯，轻手轻脚地走进来，把茶杯放在孙玄面前的茶几上。
茶杯里泡的是上好的龙井，茶叶在热水中舒展开来，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十八爷爷，您喝茶。”
孙爱民恭恭敬敬地说。
孙玄点点头，笑着看了他一眼。
孙爱民放下茶，懂事地退了出去，顺手把门带上。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几乎听不见。
孙玄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茶不错，温度也刚好。
他咂了咂嘴，看着孙逸，笑着说：
“哥，爱民这小子怎么样？挺好的吧？”
孙逸抬起头，放下手里的钢笔，靠在椅背上。
他揉了揉眉心，脸上有些疲惫，但精神还好。
他说：“这小子有眼力见，嘴也严，用着很省心。
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办事也利索，不用我操心。”
孙玄点点头，又喝了一口茶。
他知道孙逸说的是实话。
孙爱民确实是个好苗子，假以时日，还能往上走。
“那就好。”他说，“这小子我看着长大的，心里有数。”
他当初提拔孙爱民，一来是顾念同族情分，拉自家孩子一把；
二来，也是给哥哥孙逸留个心腹。
县政府里人心复杂，身边用着一个知根知底、又忠心可靠的人，关键时候能顶大用。
孙逸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
“玄子，哥今天找你来，是让你给出出主意的。”
孙玄放下茶杯，坐直了些。
他知道大哥轻易不开口，开口就是大事。
孙逸说：“你说咱们红山县现在发展得咋样？”
孙玄想了想，很认真地说：“一般吧。”
孙逸点点头，没说话，等着他往下说。
孙玄继续说：“比前几年是好多了。
路修了，厂子多了，老百姓手里也有点钱了。
但跟周边那几个县比，也就是中等水平。
跟其他地方比，差得远。跟省城比，那就更没法比了。”
孙逸又点点头，叹了口气：“我也是这么想的。
咱们这几年没闲着，该干的都干了，但也就是这样。想再往上走一步，难。”
“咱们红山县，穷啊。”
“农业靠天吃饭，风调雨顺还能混个温饱，但凡遇上一点旱涝，就得吃救济粮。
工业几乎等于没有，还三天两头停摆；
基层管得死死的，老百姓想找点活路，都被当成投机倒把抓，干活没劲头，过日子没盼头，怎么可能发展得起来？
孙玄静静听着，没插话。
这些都是实话，也是红山县最大的症结。
前几年运动闹得凶，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
谁要是敢搞点家庭副业，卖点鸡蛋、编点筐子、磨点豆腐，就被扣上“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
拉去批斗、游街、扣工分、罚口粮。
老百姓被吓怕了。
哪怕手里有手艺，有力气，也不敢动弹，只能守着生产队那点工分，混一天是一天。
生产上不去，百姓吃不饱，县里的财政自然紧巴巴，想干点事都拿不出钱。
孙逸看着孙玄，眼神里带着几分恳切：
“玄子，你眼光比我毒，看事比我透，上面的风向，你也比我摸得准。
哥就问你一句，咱们红山县，以后该怎么走？
怎么才能让老百姓吃上饱饭，让县里有点起色？”
他这个县长，当得并不轻松。
想干事，却被条条框框捆着手脚；想放宽政策，又怕被人抓住把柄，扣上“右倾投降”“放松阶级斗争”的帽子。
前几年的教训还摆在眼前，谁都不敢轻易越雷池。
可他看着全县百姓过得苦巴巴的，心里也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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