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份关于芯片企业的调研记录，企业负责人说，不是我们不想搞研发，是研发周期太长、投入太大，银行不给贷款，政府补贴拿不到，我们撑不下去。
董远方在这条记录旁边画了一个重重的红圈，批了两个字：
“金融”。
看到一份关于航空发动机企业的访谈，总工程师说，我们的技术水平跟国外差了至少十五年，不是我们不够努力，是基础研究欠账太多，材料、工艺、设计，每一个环节都有短板。
董远方在旁边批了四个字：
“基础研究”。
看到一份关于工业软件的材料，调研组的同志写道，国内工业软件市场被国外产品垄断，国产软件的市占率不到百分之五，不是不好用，是没有应用场景，没有迭代机会。
董远方停下笔，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然后在下面画了一条粗线，批了一个词：
“生态”。
他像一个老中医在把脉，把工业升级这条巨龙的脉象摸了一遍又一遍。
脉搏在哪里跳动有力，在哪里微弱无力，在哪里几乎停滞，他都一笔一笔地记了下来，记在本子上，也记在心里。
一周后，五个小组在会议室里坐定，逐一汇报摸底情况。
董远方没有坐在主位上，而是坐在长条桌的侧面，面前摊着笔记本和一杯刚泡好的茶。
他示意苏景行主持会议，自己在旁边听。
他不打算在汇报过程中打断任何人，摸底的意义在于收集信息，而不是验证假设，让汇报者畅所欲言，把看到的东西、听到的声音、感受到的情绪完整地传递出来，这才是汇报的价值所在。
第一个汇报的是陈知行。
他带的是第一组，负责高端芯片和新材料领域，做了四十多页的PPT，数据和图表翔实得令人惊叹。
他站起来汇报，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语速不快不慢，每一组数据都有出处，每一个结论都有支撑。他在讲台上踱步，目光在会议室里扫来扫去，偶尔在某个关键数据上停顿，让那个数字在空气中多停留几秒。
“我们在华东的一家芯片设计企业看到的情况很有代表性。”
陈知行翻到PPT的第十五页，上面是一张柱状图，对比了国内某企业与国外同类产品的关键性能指标。
蓝色柱状是国内企业的数据，红色柱状是国外竞品的数据，两条柱状之间的落差，像一道深不见底的峡谷，清清楚楚地写在那里。
“他们设计的芯片，在功耗和成本上有一定优势，但在性能和稳定性上跟国际先进水平还有明显差距。企业的研发团队很优秀，也很拼，但他们面临一个共性问题——没有好的工艺生产线来配合他们。”
陈知行顿了顿，指着图表上那根红色的柱子，声音放低了一些：
“我们在调研中最大的感受是，卡脖子的不只是技术，更是生态。设计出来，造不出来；造出来，用不起来；用起来，迭代不起来，这是一个死循环。单点突破解决不了问题，需要整个产业链协同发力，从设计、制造、封测到应用，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
第二组汇报的是赵一鸣。
年轻人在这次摸底中进步很大，从出发前的忐忑不安到回来后的沉稳笃定，整个人像是被这次调研打磨过一遍，锋芒还在，但不刺眼了。他负责核心零部件和工业软件领域，他不像陈知行那样条分缕析，而是用几个故事把问题串了起来。
“我们去了一家做工业软件的企业，在江北省一个三线城市。”
赵一鸣没有用PPT，只是拿着笔记本站在前面，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
“公司一百多号人，做了十年的工业仿真软件，产品性能跟国外一线产品差距不大，在某些模块上甚至还有优势。但他们的软件卖不出去，因为国内的大企业不敢用，怕出问题，怕承担责任。他们只能接一些小单子、外包活，利润薄得像纸，勉强维持。”
会议室里很安静，日光灯嗡嗡地响着，像某种不知疲倦的虫子在角落里低鸣。
“企业的创始人跟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记了一路。”
赵一鸣低下头，翻了翻笔记本，念了出来：
“他说，我不怕外国人卡我们的脖子，我怕的是我们自己人不给自己人机会。技术可以攻关，市场可以开拓，但信任这个东西，丢了就很难找回来。”
赵一鸣说完，会议室里沉默了好几秒。
董远方靠在椅背上，手里的笔停在半空中，迟迟没有落下去。
他不知道在想什么，也许在想唐海，也许在想谷山，也许在想那些无数个像秦光明一样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也许什么都没想，只是让那句话在空气中多停留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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