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诺夫哥罗德的河岸公园里，枯树的枝桠刺向铅灰色的天空，如同无数指向天国的控诉手指。公园中央，一张褪色的绿色长椅孤零零地立在雪地上，椅背上的油漆剥落处，露出朽木的暗红色，像干涸的血迹。长椅一端坐着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沃罗涅日，七十六岁，前苏联外贸部高级专员；另一端坐着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斯米尔诺夫，七十三岁，红色黎明拖拉机厂退休钳工。两人之间隔着半米的雪，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柏林墙。
谢尔盖裹着一件驼色羊绒大衣，领口别着一枚早已过时的列宁勋章，手指上戴着硕大的金戒指，尽管戒指内圈刻着1978年全苏外贸系统劳动模范的字样，如今已黯淡无光。伊万则缩在一件补丁摞补丁的灰色棉袄里，右手手套缺了两根手指，冻得发紫的手指不时搓动，试图找回一点温度。他们谁也没说话，只是望着伏尔加河冰面上裂开的幽蓝缝隙，像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
冷啊，谢尔盖终于开口，声音带着官僚特有的拖腔，比1947年的冬天还冷。
伊万没抬头，只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1947年？那时我正啃树皮。
谢尔盖眯起眼睛打量这个老头。他记得1947年，自己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干部疗养院，喝着格鲁吉亚葡萄酒，吃着黑鱼子酱，而窗外是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同志，他清了清嗓子，您知道吗？那年我负责进口加拿大小麦，整整一列火车的面包，全被运到了首都。
伊万冷笑一声，那年我父亲饿死了，就因为面包配给证上少盖了一个章。
长椅突然微微颤动，像一头沉睡的野兽在翻身。两人都没注意到这个异常。谢尔盖从内袋掏出一个银质酒壶，拧开盖子，一股劣质伏特加的气味飘散在寒风中。来一口？纯粮食酿的，不是现在那些冒牌货。
伊万摇摇头：我老婆死于劣质青霉素，我再也不碰任何纯粮食的东西。
谢尔盖的手顿住了。他想起去年，自己因为养老金被削减，不得不卖掉珍藏的琥珀烟斗。那烟斗曾是勃列日涅夫访华时的纪念品，如今换来的半瓶伏特加，喝下去像煤油烧喉咙。同志，他换了个话题，您有写自传吗？
什么？
自传。谢尔盖从大衣内袋摸出一张皱巴巴的通知，区社会事务局发的。为完善公民精神遗产档案，退休人员须提交生平纪要，逾期视作自愿放弃冬季取暖补贴。
伊万从棉袄里掏出一张几乎被磨破的通知，和谢尔盖的一模一样，只是他的纸张更旧，边缘被反复折叠过。我正为结尾发愁，他苦笑道，该写什么？感谢党让我排队排了一辈子
谢尔盖啜了口伏特加，暖流烧过喉咙，却没带来丝毫暖意。我写完了。结尾是：我将永远怀念集体农庄的麦浪。
放屁！伊万突然激动起来，您怀念什么？1953年赫鲁晓夫玉米运动，我们全家啃树皮的时候，您在克里米亚度假村吃烤乳猪！
谢尔盖的脸抽搐了一下。1953年，他确实在雅尔塔的干部疗养院，窗外是黑海的碧波，餐桌上摆着刚捕获的鲟鱼。但他没辩解，只是默默收起酒壶。长椅又颤动了一下，这次更明显，像有只无形的手在摇晃它。
您知道吗，谢尔盖突然说，我曾经能直接给总书记写信。
伊万挖着鼻孔，那年我因为多领了一块面包，被厂保卫科关了三天禁闭。
1968年布拉格之春，谢尔盖继续说，仿佛没听见，我代表外贸部去捷克斯洛伐克，住的是总统套房。酒店服务员是个金发姑娘，每晚都给我送伏特加……
1968年，伊万打断他，我老婆生孩子，因为没带生育许可证，被医院拒之门外。孩子死在去医院的路上，就因为排队买面包迟到了五分钟。
谢尔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最终沉默。他想起自己那个在首都医学院读书的儿子，如今在瑞士当医生，每年只寄一张圣诞卡。而伊万，他猜，可能连孙子都没见过。
长椅第三次颤动，这次两人同时感到椅面在下沉，像一块融化的冰。谢尔盖低头看去，发现自己的皮鞋正慢慢陷进木头里，仿佛长椅是沼泽。他惊恐地想站起来，却发现双腿被牢牢吸住。
别动，伊万平静地说，它在吃我们。
什么？
这张长椅，伊万指了指椅背上的裂纹，它专门吃将死之人。我昨天看见老瓦西里坐在上面，今天他的孙女在长椅下发现了他的假牙。
谢尔盖想笑，这太荒谬了。但当他试图移动手指时，发现指尖也开始渗入木头，像蜡烛融化。恐慌中，他抓住大衣口袋里的自传稿纸——那本他引以为傲的《我的光辉岁月》。
同志，他声音发抖，您知道我为什么能当上外贸专员吗？
伊万没回答，只是盯着伏尔加河冰面下蠕动的黑影。
1956年，谢尔盖继续说，仿佛在交代遗言，我举报了我最好的朋友。就因为他说斯大林是个混蛋。第二天，他被送去古拉格，我接替了他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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