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罗斯拉夫尔市的圣米迦勒金顶教堂从未容纳过如此多黑色轿车。它们像一群油亮的甲虫，静默地趴在教堂广场冰冷的鹅卵石地面上。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博罗金，这座伏尔加河畔老城的市长，前任杜马议员，功勋奖章获得者，此刻正躺在一具衬着深红色天鹅绒、镶着沉重黄铜饰边的橡木棺材里。他的遗容经过精心修饰，在无数白玫瑰与百合的簇拥下，竟显出一种不合时宜的威严。市长夫人，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穿着一身剪裁完美的黑色香奈儿套装，在长子的搀扶下，肩膀剧烈地耸动，发出撕心裂肺的恸哭。那哭声在教堂高耸的穹顶下回荡，带着真实的破碎感。前来吊唁的要员们——莫斯科来的特派员、州政府的同僚、本地的富商巨贾——面容肃穆，空气中弥漫着昂贵香水、蜡烛油脂和悲伤混合的沉重气息。
葬礼盛大而冗长。主教的声音洪亮，赞美着博罗金市长对城市的“不朽贡献”和“深受爱戴”。追思词一篇接一篇，颂扬着他的远见、正直与“不可磨灭的遗产”。叶卡捷琳娜的眼泪浸湿了昂贵的丝绸手帕。
然而，当最后一捧混杂着冻土的泥土落在市长那光可鉴人的棺盖上，当葬礼车队最后一辆轿车的尾灯消失在通往市府招待所的道路尽头，某种东西……迅速地冷却了。
招待所的宴会厅里，水晶吊灯璀璨夺目。冷盘堆成小山，鱼子酱在银盘里闪着黑珍珠般的光泽，伏特加像泉水一样流淌。起初，气氛还有些拘谨的哀伤。一位州议员举杯，声音低沉：“为了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一位真正的巨人……他的离去是雅罗斯拉夫尔不可估量的损失……” 众人附和，饮尽杯中酒。
但几轮酒下肚，冰层融化了。紧绷的肩膀松弛下来。低语声变成了正常的交谈，继而升格为嗡嗡的喧闹。有人开始讲起一个关于州长助理的、略显粗俗的笑话，引起一片压抑的低笑。角落里，几个本地建筑承包商正热切地讨论着河滨区一块即将“释放”出来的开发用地，手指无意识地在铺着洁白桌布的桌面上划着范围。叶卡捷琳娜坐在主位，脸上泪痕未干，却已能得体地向邻座一位来自莫斯科的官员颔首微笑，谈论起即将在首都举行的某个慈善晚宴。
市长的小儿子，年轻的季马，灌下第三杯伏特加，脸颊通红，对旁边的堂兄抱怨：“老头子总算消停了……天知道他那些‘不朽计划’花了纳税人多少钱……” 堂兄赶紧捅了他一下，紧张地环顾四周。
市长生前引以为傲的、挂在市政厅主会议厅正中的那幅巨幅油画像，在葬礼结束不到三小时，就被两名穿着工装、动作麻利的工人小心翼翼地取了下来。他们没有将它送往博罗金家族的宅邸，而是直接抬进了市政厅地下室的储藏间。那里堆满了前任官员们褪色的荣耀——蒙尘的锦旗、生锈的奖杯、卷起的肖像画。画中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那充满威仪的目光，被淹没在灰尘和遗忘的阴影里。取而代之挂上会议厅墙壁的，是一幅描绘伏尔加河风光的风景画。
安德烈的亡魂发现自己并未升入天堂或堕入地狱，而是被困在雅罗斯拉夫尔市政厅那新古典主义的廊柱和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之间。他能看到、听到一切，却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油腻的玻璃。
几天后，季马和刚从伦敦飞回来的大儿子米哈伊尔在市长的书房里整理文件。沉重的红木办公桌，曾经是这座城市权力的象征，现在堆满了文件夹和待处理的杂物。米哈伊尔皱着眉头，不耐烦地将父亲收集的一整柜子各种城市“荣誉市民”奖章和造型奇特的纪念品扫进一个硬纸箱里，发出哗啦啦的刺耳声响。他扯下手臂上那截名贵的黑色袖箍，随手揉成一团，丢进了角落一个印着市徽的废纸篓——那里面已经塞满了清理出来的过期文件、旧报纸和几支用秃了的市长专用金笔。
“季马，联系那个古董商，尽快把这些，”米哈伊尔用下巴点了点墙上几幅价值不菲的风景画和桌上沉重的黄铜镇纸，“还有那堆‘破铜烂铁’，处理掉。房子需要腾出来。” 他的语气像是在处理一批积压的库存。门在他们身后关上，隔绝了市长办公室窗外伏尔加河灰蒙蒙的景色。
一个月。在博罗金家族位于伏尔加河畔、拥有巨大落地窗的豪华公寓里。巨大的曲面电视屏幕闪烁着令人目眩的光，一档喧闹的选秀节目正在上演。年轻的选手们卖力地表演着。叶卡捷琳娜蜷缩在宽大的意大利真皮沙发里，腿上盖着柔软的羊绒毯。当屏幕上出现一个滑稽的失误时，她的肩膀先是微微抖动，接着，一个久违的、有些生疏的、但真实的笑意爬上了她的嘴角。那笑意逐渐扩大，最终变成了清晰的笑声，在空旷奢华的客厅里回荡。那晚，她睡得很沉，呼吸均匀，是安德烈离开后她第一个真正安稳的夜晚。
一年。雅罗斯拉夫尔的春天短暂而珍贵。安德烈的亡魂飘荡在公寓窗外，看着伏尔加河解冻的冰排缓缓流淌。一辆锃亮的黑色奔驰S级轿车停在楼下。一个穿着剪裁考究大衣、气度不凡的中年男人下了车，手里捧着一大束娇艳欲滴的红玫瑰。叶卡捷琳娜亲自迎到门口，脸上焕发着安德烈记忆中热恋时期才有的光彩。他们拥抱，低语，男人在她额头印下一个轻柔的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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