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射山的积雪融了又冻，山间的冰河开了又合，时光踩着无声的脚步，悄然走到第六个年头。
李小娥等石磊，已经整整六年。
院角那棵榆树早已枝繁叶茂，树冠撑开一片阴凉，春风一吹，枝叶沙沙作响，像极了当年石磊临走时，轻声说的那句“等我回来”。只是这声叮嘱，在岁月里回荡了两千多个日夜，终究没有等到主人兑现。
小石七岁，已经背着粗布缝制的书包，在村小读了一年书。他眉眼愈发像石磊，鼻梁挺直，眼神清亮，读书用功，写字工整，先生常夸他是块读书的好料子。可这孩子性子比同龄孩童沉稳许多，不爱争抢，不多言语，总是安安静静坐在角落，放学便早早回家，帮李小娥劈柴、扫地、喂鸡，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
他早已不再追问爹的去向。
孩童的敏感与懂事，让他把思念深深藏在心底。看见别的孩子被父亲高高举起，他会默默低头摩挲书包带；看见放学时有人在村口等候儿女，他会加快脚步，不愿多看一眼。偶尔夜里，李小娥起夜，能看见小石蜷缩在被窝里，小声呢喃着“爹”，泪水打湿枕巾。
每一次，都让李小娥心如刀绞。
这六年，新中国的建设日新月异。平安村通了电，亮起了电灯，告别了昏黄的油灯；乡里建起了供销社，日用品一应俱全；公路拓宽，马车、汽车时常往来，山村彻底告别了闭塞。李小娥依旧是妇联主席，工作愈发得心应手，组织妇女识字、搞生产、支援国家建设，样样走在前列。
她成了人人称赞的好干部、坚强女性。
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份坚强背后，是多少个无眠的深夜，是多少次望穿秋水的等待，是多少回强忍的泪水与蚀骨的孤独。
石磊，依旧杳无音信。
六年间，她跑遍了县城邮局、民政局、武装部，鞋底磨穿了一双又一双，山路走了一遍又一遍。邮局的老邮差换了新人，依旧对她摇头；民政局的档案翻了又翻，烈士名录、失踪军人名单查了数遍，始终没有石磊的名字。
“暂无牺牲记录，亦无下落线索”，这行字像一道枷锁，锁了她六年。
从前还能抱着一丝希望，告诉自己他只是战事繁忙，只是山路阻隔，只是信件遗失。可六年光阴，足够山河重整，足够邮电畅通，足够部队安定，足够一个人辗转捎来只言片语。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她藏在衣襟里的战地照片，边角早已磨损褪色，照片上的石磊笑容依旧，可现实里，连他是否还在人世，都成了无解的谜题。夜里，她常常对着照片发呆，油灯忽明忽暗，映着她眼角的细纹，映着她眼底日渐浓重的疲惫与绝望。
她心中那盏等待的灯，早已油尽灯枯，只剩一缕微弱的火苗，在寒风中摇摇欲坠。
村里的闲话早已平息，只剩下无尽的同情与惋惜。婶子大娘们看见她，不再提改嫁，不再劝放弃，只是默默帮她照看孩子，悄悄塞给她一把野菜、几个窝头，用最朴素的方式，心疼这个苦命的女人。
有人说，李小娥的心，早已在六年等待里冻成了冰。
只有她自己清楚，冰层之下，依旧藏着一丝不甘，一丝执念，一丝不愿相信天人永隔的侥幸。
她依旧会在闲暇时，站在村口老槐树下，向南凝望。
春看桃花，夏望流云，秋送归雁，冬迎落雪。
只是从前的满心期盼，变成了如今的麻木与苍凉。她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或许只是等一个结果，等一个了断，等一个能让她彻底放下，或是彻底崩溃的答案。
这年暮春，姑射山山花烂漫，漫山遍野的连翘开得金黄，映得黄土坡一片明媚。
李小娥刚开完乡妇联工作会议，抱着文件往村里走，路过乡邮局时，习惯性地停下脚步。她本不想进去，六年的失望早已让她麻木，可脚步不听使唤，终究还是推开了邮局的门。
新邮差正在整理信件，看见她进来，脸上没有了往日的同情，反而带着一丝凝重，起身叫住她：“李同志，你等一下。”
李小娥心头猛地一跳，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席卷全身。
她僵在原地，看着邮差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印着红色的部队编号，落款是西南军区某剿匪部队，字迹工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庄重。
“这是刚送到的加急信件，点名找你，李小娥同志。”
邮差的声音很轻，却像一道惊雷，在李小娥耳边轰然炸开。
她浑身颤抖，双手冰凉，几乎抬不起胳膊。六年了，整整六年，她终于等到了来自石磊部队的消息。
可这一刻，她没有喜悦，只有恐惧。
她害怕信封里装的，是她最不愿面对的结局。
颤抖着接过信封，指尖触到粗糙的牛皮纸，冰凉刺骨。信封沉甸甸的，压得她喘不过气。她不敢拆开，仿佛一打开，就会打碎自己最后一丝侥幸。
邮局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的风声与自己剧烈的心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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