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的春，总是伴着料峭的寒。挑花巷的野桃花刚冒出骨朵，风一吹，那点嫩粉就瑟缩着往枝桠里躲，像极了此刻蜷缩在土坯房里的陈大美。
离婚那天，她揣着A大叔给的那笔不算多的补偿款，牵着向阳，抱着晓桃，一步一步走回了这条熟悉的巷子。脚下的青石板路，还是记忆里的模样，坑坑洼洼的，硌得鞋底发疼，也硌得她心口发紧。
土坯房太久没人住，墙皮掉了大半，露出里面黄澄澄的泥土。窗户上的糊纸破了好几个洞，风从洞里钻进来，呜呜地响，像极了那年狗子刚走的冬夜。大美放下孩子，第一件事就是找了几张旧报纸，蘸着面糊，仔仔细细把窗户糊好。又去灶房翻出那口落满灰尘的铁锅，用草木灰擦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锅底露出锃亮的铁色。
向阳和晓桃怯生生地站在炕边，看着她忙碌的背影。晓桃攥着衣角，小声问：“娘，弟弟呢？小宝咋没跟我们一起回来？”
大美手里的抹布“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她蹲下身，把两个孩子搂进怀里，下巴抵着向阳柔软的头发，声音涩得发疼：“小宝……小宝要留在他爹身边。等以后，娘有钱了，就去看他。”
这话，她说得没什么底气。离婚那天，A大叔的眼神像淬了冰，他说：“陈大美，你要是敢再踏进我家半步，敢去看小宝，我就让你和这两个拖油瓶在平安村待不下去。”
他是说得出做得到的。煤矿老板的气焰，在这吕梁山脉的地界里，能压得人喘不过气。
大美不敢赌，更不敢拿向阳和晓桃的安稳去赌。
夜里，她躺在冰冷的土炕上，听着身边两个孩子均匀的呼吸声，睁着眼睛到天亮。窗外的天色，从墨黑熬成鱼肚白，又熬成一片暖黄的晨光。她摸了摸枕头底下那叠薄薄的钞票，心里盘算着，得把“大美衣坊”重新开起来。
这是她唯一的活路。
第二天一早，大美揣着钱去了镇上的布料市场。初春的市场，人不算多，摊贩们守着一捆捆布料，扯着嗓子吆喝。大美穿梭在摊位之间，指尖抚过那些棉布、麻布，心里涌起一股久违的热乎劲儿。这是她熟悉的触感，是她在大学里日夜钻研的东西，是她曾经以为，能和狗子一起，撑起一个家的底气。
她没舍得买太贵的料子，只挑了几匹耐磨的粗棉布，又买了些针线、剪刀、划粉，花掉了大半的补偿款。扛着布料走回挑花巷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了头顶，晒得她后背冒汗。路过巷口的老槐树，她看见几个大娘凑在一起，对着她指指点点，嘴里的闲话像风一样，飘进她的耳朵里。
“啧啧，看她那样子，怕是在A大叔家待不下去了，被赶回来的吧？”
“当初嫁过去的时候多风光啊，小轿车接走的，现在还不是灰头土脸地回来了？”
“听说A大叔瞎了一只眼，脾气变得可坏了，怕是没少打她。”
大美攥紧了手里的布料，脚步迈得更快了。她把那些闲话都咽进肚子里，像咽下一嘴的沙砾，疼得厉害，却一声不吭。
回到家，她把布料摊在炕上，又找出当年狗子给她打的那把木头尺子，摩挲了半晌。尺子的边缘已经被磨得光滑，上面还留着狗子的体温，留着那年春天，他给她量尺寸时，指尖的温度。
“狗子，”她对着空气轻声说，“我又要开裁缝铺了。这次，我一定能撑起来，一定能把孩子们养大。”
话音落，眼泪就掉了下来，砸在布料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
“大美衣坊”的招牌，是她自己用红漆写的。木板还是当年的那块，只是上面的漆掉了大半，她重新描了一遍，红漆顺着木纹往下淌，像一道道血痕。她把招牌挂在土坯房的门口，风吹过，招牌晃悠悠的，发出“吱呀”的声响。
铺子重新开张的那天，没有鞭炮，没有贺喜的人。只有向阳和晓桃，帮着她把一张旧木板架在两条长凳上，当作裁衣台。大美坐在裁衣台后，看着巷口来来往往的人，心里既忐忑，又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期盼。
第一天，没有一个顾客上门。
第二天，依旧冷冷清清。
第三天，巷口的王婶来了，手里拎着一块泛黄的旧布，讪讪地笑：“大美啊，婶子这件褂子，你帮我改改呗？孙子长得快，去年的衣裳今年就穿不上了。”
大美连忙应下，接过布，量了尺寸，又问了王婶孙子的身高胖瘦，低着头，一针一线地缝补起来。王婶坐在一旁，看着她熟练的手艺，叹了口气：“大美，以前的事，婶子对不住你。那时候……也是看你太苦了。”
大美手里的针线顿了顿，抬头笑了笑：“都过去了，王婶。”
是啊，都过去了。那些被唾沫星子淹着的日子，那些被拳头砸着的日子，那些抱着孩子哭到天亮的日子，都过去了。
王婶的孙子穿上改过的褂子，大小正合适。孩子蹦蹦跳跳地在巷子里跑，引来不少人看。渐渐的，就有人找上门来，让大美做衣服、改衣裳。都是些乡里乡亲，给的工钱不算多，但胜在实在。大美做得认真，量尺寸时一丝不苟，缝衣服时针脚细密，就算是一块不起眼的粗布，经她的手，也能变得熨帖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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