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国走进去，把工具箱放在墙角，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坐下来。
石凳是石头凿的，粗糙，但稳。
杜甫也坐下来，两个人面对面。
“你胖了。”
张卫国说。
“胖了。”杜甫摸了摸自己的脸，
“严武给粮食，一天三顿，能吃饱了。”
“杨氏呢？”
“在屋里，病好了，严武请了医生，吃了两个月药。”
“孩子们呢？”
“上学了，严武给找了个先生。”
张卫国看着这个院子。
不大，但干净。屋子是新盖的，茅草屋顶还泛着黄，窗纸是新糊的，白白的。
院子里种了菜，绿油油的，长势喜人。
“这地方不错。”
张卫国说。
“是不错。”
杜甫看着远处的浣花溪，溪水在夕阳下闪着光，几只白鹭从水面上飞过去，翅膀扇得很慢很慢。
“张叔。”
“嗯。”
“你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过的吗？”
张卫国没说话。
杜甫看着自己的手。
那双手，老了，皱巴巴的，指甲裂了，但比以前干净了，指甲缝里没有泥了。
“在同谷，我女儿饿死了。”
张卫国的手在膝盖上动了一下。
“五岁，没吃的，饿死的。”
杜甫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
太平静了。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我挖了一整天的黄独，什么都没挖到。”
“回到庙里，她就不行了。”
他看着远处的天，天边的云被夕阳烧成了红色。
“她临死前说，梦见吃了一个大饼，里面有糖。”
张卫国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有木屑。
“子美。”他说。
“嗯。”
“你哭了吗？”
杜甫沉默了很久。
风从浣花溪上吹过来，带着水的腥气。
“没有。”他说，
“哭不出来了。”
张卫国站起来，走到墙角，打开工具箱，从里面拿出刨子和锯子。
“你要干啥？”杜甫问。
“你这里缺张桌子，那张破的，扔了。
我给你做一张。”
杜甫看着他蹲在地上刨木头的背影。
那个背影，和四十年前在洛阳杜府后院修窗户的背影，一模一样。
他站起来，走进屋里，拿出纸和笔。
在院子里铺开纸，蘸了墨。
写诗。
写他这些年的路，写他看见的人，写他死去的女儿，写他活着的儿子，写他站在浣花溪边看夕阳的这个傍晚。
写到一半，停下来。
看着张卫国刨木头。
刨花一卷一卷掉下来，堆在地上，散发着松木的香味。
杜甫低下头，继续写。
写完，他把笔放下，把那张纸拿起来，吹了吹墨，走过去，放在张卫国刚刨好的木板上。
“张叔。”
张卫国抬头。
“这首诗，送给你。”
张卫国看着那张纸。上面密密麻麻的字，他一个都不认识。
但他接过去了。
折好，放进怀里。
贴着胸口，和那三个铜板挨在一起。
“行了。”他说，
“干活。”
刨子推过去，刨花又卷起来了。
沙沙沙。
沙沙沙。
那天晚上，张卫国睡在草堂的偏房里。
床是新做的，松木的，还有一股树汁的味道。
他从怀里摸出那张诗稿，在月光下看。
看不懂，但他看见了几个字，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他把诗稿折好，放回去。
闭上眼。
脑子里是杜甫蹲在竹子旁边的样子。
六十岁的人了。
经历那么多事。
女儿饿死了。
自己差点死在山沟里。但蹲在那里，看着浣花溪的水，眼睛里还是有光。
张卫国翻了个身。
这个人，打不死的。
上元二年，秋，成都。
草堂的日子，是杜甫一生中难得的安稳时光。
严武隔三差五派人送米送菜，偶尔自己骑马过来，和杜甫喝酒论诗。
两个人坐在浣花溪边，酒是浊酒，菜是几碟咸菜，但喝得高兴。
严武喝多了就骂朝中的奸臣，杜甫喝多了就念自己新写的诗。
张卫国在成都待了两个月，帮杜甫把草堂里里外外修了一遍。
窗户换了新窗纸，门轴上了油，院子里的篱笆重新扎了一遍，连茅草屋顶都添了新草。
“张叔，你这手艺，”
杜甫看着新修的篱笆，
“比成都府的匠人强多了。”
“废话。”
张卫国把锤子别在腰带上，
“干了一辈子了。”
“别走了。”杜甫说，
“就在成都待着，我给你找活干。”
“你连自己都养不活，还给我找活？”
杜甫被噎了一下，摸了摸鼻子，笑了。
但张卫国还是没走。
不是因为他想留，是因为他发现杜甫的身体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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