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端着碗，手停在半空中。
粥皮破了，露出下面稀稀的米汤，几粒米沉在碗底，一眼就数得过来。
张卫国从怀里摸出一个干饼，掰成两半，一半递给杜甫，一半自己拿着。
饼是凉的，硬得像石头，嚼起来嘎吱响，两个人就着那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把半个饼吃了。
“你这官当得，”
张卫国把碗放下，
“连饭都吃不饱。”
“不是吃不饱。”
杜甫把最后一口粥喝完，用袖子擦了一下嘴，
“是没空吃。华州的公文堆成山，我一个人处理。”
“不是还有别的官吗？”
“别的官？”
杜甫苦笑了一下，
“这衙门里除了门房，就我一个。”
张卫国看着他。桌上的公文摞了一尺多高，每一份都要批、要抄、要存档。
笔架上的笔好几支都写秃了，墨池里的墨干了，结成一块一块的硬壳。
“你写诗还写吗？”
张卫国问。
杜甫沉默了一会儿。
“写。”
他说，然后从袖子里摸出一张纸，递过来。
“你看看。”
张卫国接过去。纸上写着一首诗，字迹潦草，有些地方墨很浓，有些地方墨很淡，像是写到一半墨没了，又蘸，蘸了又写。
他看不懂。
但他看见了一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他把纸还给杜甫。
“这句好。”
“好？”
杜甫看着那句诗，手指在纸上摸了一下，
“好有什么用，能救路边的冻死骨吗？”
“不能，但能让后世的人知道，这个世道有人冻死。”
杜甫看着他，眼睛里有东西在闪。
说不清是泪还是光。
“张叔，你这个人，总是说一些让我不知道怎么接的话。”
“那就别接。”
杜甫把那首诗收好，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华州城的屋顶一片灰蒙蒙的，远处的山也是灰蒙蒙的，天也是灰蒙蒙的。
秋雨刚停，屋檐还在滴水，一滴一滴，滴在台阶上，啪嗒，啪嗒。
“张叔。”
“嗯。”
“我想走。”
“去哪儿？”
“不知道。离开这里。去哪儿都行。”
“官不做了？”
杜甫转过身，看着他。
“张叔，你觉得我这个官，做得有意义吗？”
张卫国想了想。
“你觉得呢？”
“我觉得没有。”
杜甫靠在窗框上，窗框上的漆掉了，露出下面的木头，糙得很。
“我在凤翔的时候，以为当了左拾遗就能说话，说了话就能做事，结果呢？”
“我上疏救房琯，得罪了皇帝，被贬到华州。”
“到了华州，天天看公文，老百姓饿死我管不了，叛军打过来我也管不了，我连自己的家人都养不活。”
他停了一下，看着自己的手。
那双曾经握笔写诗的手，现在粗糙了，指甲裂了，指缝里有墨，也有泥。
“张叔，你说，我是不是不该出来做官？”
张卫国蹲在椅子旁边，不是坐，是蹲，他把椅子让给杜甫，自己蹲着。
蹲着舒服，蹲了几十年了，习惯了。
“子美。”他说。
“嗯。”
“你写诗的时候，开心吗？”
杜甫愣了一下。想了想，点了点头。
“那就写诗。”
“可是，”
“别可是。”
张卫国打断他，
“你这个人，就是太爱可是了。写诗就写诗，做官就做官，能做哪个做哪个。做不了官，就写诗。”
“写出来的诗，比你的官位活得长。”
杜甫站在那里，看着蹲在地上的张卫国。
这个木匠，头发全白了，背驼了，脸上全是皱纹，但蹲在那里，像一块石头，风吹不动，雨打不动。
“你比我有主意。”
杜甫说。
“我不是有主意。”
张卫国站起来，膝盖咔嚓响了一声，
“我是老了，没力气想那么多，干就完了。”
他走到墙角，拎起工具箱。
“走了。”
“这就走？”
“嗯。还有活儿。”
“去哪儿？”
“不知道，哪儿有活去哪儿。”
杜甫从袖子里摸出几个铜板，递过去。
“路上买点吃的。”
张卫国看着那几个铜板，没接。
“你自己留着。你比我还穷。”
杜甫的手举在半空中，张卫国已经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停下来，头也没回，说了一句：
“诗写了，给我留一份，我看不懂，但留着。”
“行。”杜甫说。
张卫国走了。
走出衙门，走出华州城，走上官道。
秋雨又开始下了，细细的，密密的，打在脸上凉丝丝的。
他把工具箱举起来挡在头顶上，雨打在箱盖上，啪啪响。
走了很远，他停下来，从怀里摸出那三个铜板。
铜板还是那三个铜板。磨得更薄了，上面的字几乎看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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