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蹲在包子铺门口，把两个包子吃完了，站起来继续走。
走到县城北门，城墙根下围了一堆人，在墙上看一张告示。
张卫国凑过去，拉住旁边一个人：
“写的啥？”
那人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
“颜真卿颜大人，被李希烈杀了。”
张卫国站在那里，看着那张告示。
纸是新的，墨是黑的，上面的字一笔一划，方方正正，像颜真卿写的，但不是。
颜真卿的字他认得，更有劲儿。
“朝廷追赠了他什么司徒。”
那人又说，“说是谥号文忠。”
旁边有人叹气：
“可惜了，七十多岁了，还被叛贼害死。”
“可不是嘛，听说他死的时候，站得直直的，脖子上的绳子勒得那么紧，就是不肯跪。”
“真的？”
“真的，报信的人说的。”
人群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有人低声说了一句：
“颜真卿，真是条汉子。”
张卫国挤出人群，继续往北门走。走出城门，站在护城河的桥上，回头看了一下。
县城不大，城墙是夯土的，有些地方都塌了，但城门上的字是新写的，写的是这个县的名字。
他看了一眼，没记住。
转过头，继续走。
走了大约一个月，张卫国到了长安。
不是走进去的，是走回来的。
一个月前他从长安出发的时候，是坐着牛车，跟着颜真卿。
一个月后他回来的时候，是一个人，扛着工具箱，站在长安城门口。
城门还是那个城门，守城的士兵换了，不认识他。
他交了入城税，扛着工具箱走进去，沿着朱雀大街一路往北走。
街上的人和事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卖胡饼的还在卖胡饼，赶驴车的还在赶驴车，说闲话的还在说闲话。
没人知道颜真卿死了。
不对。
有人知道。
但不是所有人。
对大多数人来说，颜真卿是谁？
一个老头，一个官，一个写字的人。
死了就死了，太阳照常升起来，日子照常过，该吃吃该喝喝。
张卫国走到永崇坊，拐进那条熟悉的巷子。
颜府的大门紧闭着，门上贴了白色的纸，不是贴的，是糊的，糊了一层白纸，表示这家在办丧事。
门口站着两个家仆，穿着麻衣，腰里系着草绳，眼睛红红的。
张卫国走过去。
两个家仆看见他，愣了一下，然后其中一个眼圈一红，喊了一声：
“张师傅，”
“嗯。”张卫国站在门口，看着门上糊的那层白纸，
“大人，回来了吗？”
“没有。”家仆摇头，
“只回来了几个人，刘叔在后院。”
张卫国走进去。院子里的枣树还在，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几片在秋风里摇摇欲坠。
地上铺了一层落叶，金黄的，褐色的，踩上去沙沙响。
刘老头坐在枣树下的石凳上，穿着一件麻衣，腰里系着草绳，手里捧着一碗水。
看见张卫国走进来，他站起来，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张卫国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来。
两个人坐在枣树下，谁也没说话。秋风从墙头上翻过来，吹得枣树的枝丫嘎吱响。
过了很久，刘老头开口了：
“你走了以后，第二天，他们就。”
他没说完，端起水碗喝了一口。
水从碗沿溢出来，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淌，他也没擦。
“我知道。”
张卫国说。
“你听说了？”
“嗯。”
又是沉默。刘老头看着地上那些落叶，忽然说了一句：
“大人走的时候，手里攥着那块木头。”
张卫国的手在膝盖上停了一下。“哪块？”
“你刻的那块。真卿，两个字的那块。”
张卫国看着自己的手。
手指上还有刻木头时留下的痕迹，有几道没愈合的口子，结了痂，黑褐色的。
“攥得很紧，”
刘老头说，
“掰都掰不开。”
张卫国把手翻过来，看着掌心。
掌心里那三个铜板硌出来的印子还在，浅红色的，像三道疤。
“韦夫人呢？”
他问。
“在屋里。”刘老头往正房的方向努了努下巴，
“三天没出门了，孩子们陪着。”
张卫国站起来，走到正房门口，站了一会儿。
没有敲门，没有进去，转过身走回院子，拿起墙角的一把扫帚，开始扫落叶。
刷刷刷。
扫帚刮过青石地面，把落叶一堆一堆扫拢。
刘老头看着他扫，没说话。
扫完了院子，张卫国把扫帚放下，走到后院，打开他的工具箱，拿出刨子和凿子，开始找木料。
“你干啥？”刘老头跟过来。
“做块匾。”
“什么匾？”
张卫国没回答。
他在木料堆里翻出一块老榆木，又宽又厚，放着好几年了，表面都发了黑。
他把木料架在凳子上，开始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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