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蔡确因为“反诗”而被贬岭南，此时正准备动身前往杭州的苏轼不免心里猛是一惊。对于这种事他可是太有感触和发言权了，身为乌台诗案的主角，苏轼当年可是差一点就死在了这上面，可当他险些就要人头落地之时全国上下可是一片反对之声，就连变法派的精神领袖王安石都在为他强力发声。反观蔡确呢？难道就因为政见不合就要捕风捉影地给对方安插罪名并置于死地？此风一开，倘若三十年河西，那么下一个受害者或者说下一群受害者又是谁呢？
为此，苏轼在临走前特意给高滔滔上了一道密奏，其中有言：“蔡确是先帝旧臣，如此重责有损先帝颜面，更是会让当今陛下背负不孝之名。况且这样对待蔡确也与太后你近来所推行的仁政有失和谐，现在不如让陛下先下令重新给蔡确议罪，然后再由太后下旨对蔡确予以适当的宽大处理，如此陛下之孝、太后之仁皆可两得矣！”
两宋第一大聪明确实脑子灵光，这可谓是处理此次文字狱事件的最佳方案。但是，高滔滔的回应是什么：苏爱卿，你的这个法子实在是太妙了，但我就是不用！蔡确胆敢作诗暗讽我是暴戾成性祸乱家国的武则天，这个口气我必须要出，至于这会给国家的未来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我管不着也不想管！
这就是被旧党的史官称之为”女中尧舜“之人的真实面目！
蔡确被如此重责让此时身处全国各地的那些之前早就被贬出京城的变法派官员再度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担心保守派将再次对他们展开新一轮的打击报复行动。这其中受到惊吓最深的便是被保守派视为第一奸邪小人的吕惠卿，他这几年一直都在老实做人生怕再又被抓住什么把柄导致自己再遭横祸。蔡确被贬岭南让他仿佛看到了自己不久之后的命运，为此吕惠卿就连喝水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因为他担心有人会在他的水里下毒从而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吕惠卿虽然是有些杞人忧天，但有一个人却是深切地感受和体会到了来自于保守派的极度恶意。这年年底，变法派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章惇结束了三年的守孝期，朝廷本该在这个时候为他重新安排差事，但梁焘、刘安世、朱光庭等人却偏偏选在这个时候弹劾章惇曾经低价购买民田，他们建议应该就此对章惇予以贬责，章惇于是被降授为通议大夫、提举抗州洞霄宫。也就是说，堂堂的大宋前宰相现在变成了一座皇家道观的管理员。
截止到这儿，因为蔡确而兴起的这场“文字狱”才仅仅只是进入了高潮阶段而已，真正的高潮还远未到来。
继李常和盛陶因为替蔡确说话而被贬官后，御史翟思、赵挺之、王彭年也因为没有对蔡确进行弹劾而以“失职”之名被贬官，中书舍人彭汝砺因为不肯给蔡确写罢官制也被贬官。唯一获得奖赏的人正是此时大宋第一无耻下流的卑鄙小人吴处厚，他被升任为卫州（今河南新乡）知州。
这也还没完！
正所谓树倒猢狲撒，墙倒众人推，这是人类世界里的一个光荣传统和美德，只要你一出事立马就是有关于你之前种种劣迹的消息满天飞。因为蔡确出事，许多陈年旧事也在这时候被挖了出来。由于邢恕之前和蔡确在谋立储君之事上有过不轨之举，而且邢恕后来大肆对外鼓吹哲宗登基实乃蔡确从中定策，这会儿蔡确彻底倒台，邢恕也跟着再次倒霉，他被贬为承议郎、监永州盐酒税。
我们之前就说过，邢恕这小子可谓是大宋京城社交界的小霸王，与他交往的大人物和名人数不胜数，这其中就包括司马光的儿子（养子）司马康。因为当初在哲宗登基前曾与邢恕就立储之事有过书信往来，司马康也因此而在这时候被朝廷下令就此事做出书面解释和说明。虽然最后靠着“司马光儿子”这个光环保住了官职，但司马康因此也是被吓得够呛。
做完了这些，言官集团仍然觉得不够尽兴，在打击蔡确的行动中始终冲锋在前且身为言官领袖的梁焘在这个时候向朝堂上扔出了一枚超级炸弹。对此，我个人只想说梁陶简直就是疯了，或者是被某条疯狗给咬了。请原谅我的用词如此粗鲁，这一切都是因为梁焘干了一件让北宋整个官场就此陷入撕裂状态的“壮举”。
在这之前无论是变法派还是保守派恐怕都不会承认自己结党，他们的所为都被自认为是出于对国家的一份公心，毕竟大家都同朝为官，意见不一但也不至于你死我活，而这也是北宋官场一直引以为荣的官场君子文化。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们都认同彼此是同属一个集团，他们都是在为这个国家而服务，而非是为了某个政治团体。我们从王安石、苏轼、章惇和王安礼等人的身上就能看出这一点，他们之争只是政见之争，绝非丧心病狂的党同伐异，也不会动辄就给对方扣上一顶结党的帽子。
我们都知道北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元佑党人碑”，这被很多人视为一代奸相蔡京的万恶之作，因为他把自己的政敌都给打成了反动派并以朝廷官方的名义将这些人的姓名刻在了一块石碑上。此举也被视为开启北宋党争之祸的源头，但实际上梁焘才是这方面开启先河的祖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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