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宋朝堂之上愈演愈烈的党争，此时身为台谏官员的苏辙对于这种局面也是格外忧心，而且他对于司马光当政以来坚持要废除全部新法的举动也是颇有不满。在苏辙眼里这时候的司马光和当年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几乎别无二致，可王安石当年还能跟苏辙坐下来好好地听他陈述己见，但司马光根本听不进任何的异见，他甚至都不给你这个机会。
为此，苏辙只能转而寄希望于高滔滔能够从中制衡一下司马光，他在上呈给高滔滔的奏疏里通过批判熙宁年间动辄就以政见不合而行罢官之举的政治风气来影射司马光主政之后的政治氛围。他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利于官员队伍的团结，更是会造成士大夫集团的彻底分裂，如此下去损害最深的终究还是江山社稷。
可惜的是，苏辙在这方面还是有些过于天真了，放眼整个大宋此时几乎就没有能够制衡司马光的人，包括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当年王安石尚且难容那些反对新法的人，性格同样执拗的司马光又岂能容得下蔡确和章惇这等新法的忠实信徒？
不过，这里我们先别急着给苏辙同志鼓掌叫好，他此时的言语和后来的行为才真的诠释了何为言行不一，何为一个政客的基本修养。
站在言官的角度和立场上，苏辙说这番话可谓是尽职尽责且切中要害，他的表现完全就是一个忠君爱国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模范臣子应该有的模样。可是，苏辙之所以后来能够升任门下侍郎成为宋朝的第一副宰相其原因在哪里？或许很多人都不会想到，他正是通过在此期间对变法派大臣和骨干分子的猛烈抨击和弹劾为他赢得了往后在官场稳步晋升的政治资本。苏辙在接下来的不到一年时间里用他的笔杆子打倒了好大一片人，蔡确、韩缜、章惇、吕惠卿、蔡京等各个时期的风云人物纷纷被他抡起的笔杆子打得是口吐鲜血继而在大宋帝国的各地四处流窜（接连变换被贬之地）。
说句多余的话，苏辙的心眼可比他的哥哥苏轼多了去了。苏轼为人一向有自己的坚持和底线且始终坚守如一，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属于某个党派和团体，他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说自己认为正确的话，但苏辙的身上具有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所应有的必备“品格”——既当又立。
苏辙的事我们后面再来细说，此时大宋政坛的第一男主角还得是司马光。
诚然，驱逐蔡确等人是司马光迫切想要实现的意愿，可我们也说了，司马光此时最为用心的其实是如何废除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三大恶政：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这件事情上，至于打倒蔡确和章惇等人的重任就全部交给由他举荐上来的那些言官去办。
经过司马光和一众保守派同僚的共同努力，新法中的很多法案在这年伊始就已经被废除或是正在逐步的废除中，但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因为牵涉面太广且影响甚重而一直还在顽强地生存着。之所以如此，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这三项法案不但受到了变法派的坚决维护，保守派里面也有很多人不赞同司马光将其蛮横地一刀斩断。
在这件事情上，吕公着早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更张有术，不在仓卒），范纯仁和苏轼等人同样也在此事上和司马光立场不一，他们甚至和司马光当场辩论并希望其能够理性看待这几项法案（择其善者而存之，择其害者而改之），但在司马光的眼里新法一无是处必须全部废除。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司马光近乎于把自己置身于孤家寡人的地步。
对于司马光的一意孤行且不听人言，专门负责纠察百官言行的保守派言官却在此时选择了沉默。或许他们当中有人也是被气得跺脚，比如说苏辙，但他们也仅仅只是跺脚而已。要让这些人拿出批斗蔡确和章惇的力气来批判司马光显然不太现实，总不能让他们打自己的脸去弹劾自己的党魁和领袖吧？这些言官口口声声说什么一切所为都是为了国家和百姓，为此他们可以不遗余力地对变法派大臣进行永无休止地猛烈攻击，直到将其打倒为止，可面对司马光的跋扈和固执他们却软得一塌糊涂。
当今社会我们都在声讨“双标”，可从古至今往往都是那些骂得最狠的人病得最重。此，诚可鉴矣！
当然，我们也说了，不是每个保守派官员都在此时对司马光的一意孤行选择了沉默不语，这些敢于站出来反对司马光的人在这个时候就显现出了其人格的高尚乃至是高贵。请注意，我们这里说的不是变法派里的某个人，而是在此之前一直把司马光视为精神偶像和图腾的那些保守派人士。
之前因为反对吕惠卿的“手实法”而被外贬的范百禄如今早已重回京城并出任中书舍人，针对司马光极力想要废除免役法的行为，他向司马光当面进言：“变法初期我为咸平县令，当免役法正式施行的时候，开封府曾下令罢除官府的无偿差役，由此数百人得以重回市里田间，民众为此而欢欣鼓舞继而奔走相告。如此看来免役法并非什么恶法，它后来之所以遭受诟病都是因为某些官吏从中以变法为名行盘剥之事，如今我们要变更法度只需酌情降低免役钱的数额即可，如此既不伤筋动骨也可为民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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