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三年里神宗真的什么也没做吗？当然不是！实际上，这三年里神宗一直都在为一件事情做准备，乃至于整个宋朝这三年里的一切所为都是为了要在不久之后将这一件事给做成。当然，这件事并不为常人所知，它只是在神宗以及少数几个大臣的心里日复一日地渐聚成团。这件事我们可以用一句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话来概括，那便是——攘外必先安内。这个攘外指的是图谋西夏，这个安内就是为图谋西夏而广聚粮草、精良器甲、储备军费。一言蔽之，要想降服西夏，宋朝必须首先让自己国富民强军更强。
我们反复说过神宗是一个稳重的人，他不是赵光义那种具有赌徒性格的人，他做任何事都追求一个十拿九稳。回想过往，他在登基之前就想通过变法让宋朝再现汉唐的煌煌盛世，可在登基整整两年之后他才正式将变法的大旗交到王安石的手上。换言之，他对王安石的考察可是足足用了两年。既是如此，图谋西夏这种事他又岂会草率行事呢？非但如此，他甚至都没有在公开场合向任何人透露过他有这种想法。当然，王安石和王韶例外，因为王韶在《平戎策》里为宋朝规划的一统天下的步骤就是先平吐蕃再灭西夏，然后就是夺回燕云并降服辽国。
公元1078年，神宗将年号改为“元丰”，这是继“熙宁”之后神宗一朝所使用的第二个年号，也是最后一个。元丰，这是一个在北宋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史学意义的年号，一提到它，我们就会自动闪现出两个历史性事件——元丰改制和元丰西征。
也就是在这一年，神宗用来为国聚财的景福殿里的三十二间库房被各类积攒的金银财宝给塞得满满当当。为了继续存储财富以备民用和军需，神宗再又命人增修了二十间库房以存储财富。与此同时，神宗也在军事上为图谋西夏而有条不紊地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其中就包括选派边帅、改革兵制、强化军队的战斗力。在政治上，吕公着、孙固、薛向、元绛等新旧两党的人也先后被任命为两府大臣。在神宗的软硬兼施下，这些新旧两党里政治立场相对温和的人摒弃党派之争开始合力为国效命。
就在宋朝这辆马车在神宗皇帝的带领下一路稳步前行的时候，搞事情的人突然蹦了出来，这人正是接替王安石成为宋朝新任首相的吴充。
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吴充这个人在历史上毫无存在感，在他担任两府大臣甚至是位居宰相期间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可人家就是凭借哥哥吴育的人脉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当然，有一点也是不容否认，吴充在政治上的成功也和他自己本人的努力分不开，要不然一个废物即便人脉再广也不可能在精英辈出的宋朝文官集团里脱颖而出。
具体来说，吴充能够在党争激烈的熙宁年间在官场上平步青云都是因为他的平衡术玩得很溜（这里没有讽刺他的意思）。他不党附如日中天的王安石，即便他和王安石是儿女亲家却也始终保持自己在政治立场上的独立性，甚至有时候还要站出来给王安石的头上泼点冷水。在另一方面，吴充也和激进的保守派划清了界限，他对于韩琦和司马光那种将新法视为洪水猛兽的说辞表示坚决不能苟同。神宗就曾经明确表示他之所以重用吴充就是因为他属于不党附他人的中间派，皇帝最忌讳的就是朝臣结党，而吴充在这方面恰好讨了神宗的欢心。
客观地说，吴充还真的不是那种令人憎恶的变色龙，也不是什么随风摇摆的墙头草，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就是所谓的拥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那类人，这一点在他担任首相后体现得是淋漓尽致。新官上任三把火，如前所言，不是每个人都是神宗皇帝，包括吴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职务高升之后都是要忙着火急火燎地放几把火。可是，吴充这把火着实让神宗震惊，他竟然上奏申请让旧党分子集体回朝共同建设美丽新家园，这其中就包括司马光、吕公着、韩维以及李常、孙觉、程颢这一类之前因为强烈反对新法而被责贬的各级官员。
对此，神宗震惊之余更是大怒：我好不容易才把司马光这伙人给清理出去，如此才有了新法的全面推行和实施，如今新法已经成效显着，可你吴充竟然要把旧党集体召回，这是准备开倒车吗？你吴充难道不知道我就是新法的后台老板吗？难道你以为王安石一走这新法就完蛋了吗？
吴充对形势的误判让他被神宗一顿训斥，但同时也让他摸到了皇帝此时的脉象：原来皇帝陛下这是要为新法亲自扛旗！在明白了这一点后，吴充算是认清了自己的定位，他这个宰相根本就不需要操心什么国家大事，一切就按皇帝陛下的旨意点头做事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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