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司马光不谈，我们来说新官上任的陈升之。
接替富弼出任宰相之后，陈升之就面临着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他是要做以前的那个富弼还是以前的那个陈升之呢？
这话怎么说？之前的富弼毫无实权，而之前的陈升之虽然只管着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但却是朝政的一把手，那么现在的陈升之又该如何呢？毫无疑问，陈升之的如意算盘是一手包揽，但他的想法是直接将制置三司条例司给撤了，可如此一来他又将置王安石于何地？ 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一个可以越过宰相直接向皇帝奏事的机构，其权力甚至已经大过了如今的中书省，如果它被裁撤，那么王安石岂不是要一边凉快去？
在未与王安石商量的情况下，陈升之在某次的御前会议上突然向赵顼当面奏请裁撤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便让他这个宰相总理政务。他说：“ 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
王安石听到这话如是背后遭到了陈升之突然刺过来的一把匕首，他当即反驳道：“古代有司马、司徒、司寇、司空，他们各名一职且各司其职，彼此互存有何不可？”
陈升之回道：“既然朝廷是由三司部门在管理国家的财税钱粮并制定相关的政策，那么宰相又何必要亲自参与这些事呢？”
二人争论半天，但实际上就一个核心问题：陈升之想的是裁撤或兼并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便可以做一个名正言顺的实权宰相，但王安石仍想如从前那样做一个幕后的实权宰相，一对此前精诚合作的搭档因为权力之争而就此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乃至是裂痕。眼看二人都是都是仓促应战，赵顼未免坏了和气便只好宣布散会。
很快，赵顼就在私下里单独召见王安石并问他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王安石只好如实以告，那便是陈升之的野心现在膨胀了，想独扛变法的大旗。
王安石这话其实还是好听的说辞，陈升之其实就是单纯地想要当一个实权宰相，至于变法图强，他哪里有什么长远规划？
赵顼问道：“陈升之以前是在枢密院里挂职，如今你和他都在中书省当班，要不然以后就将制置条例司划为中书省所属，如何？”
王安石仍然表示反对，他说：“既然陈升之说他贵为宰相而耻问财税之事，更不想当什么财税官，那就让他去好好地当他的宰相好了。之前设置条例司的时候就说好了，中书省和枢密院各出一人担任主官，现在条例司缺一个枢密院的人，我看就让枢密副使韩绛过来吧！”
赵顼想都没想，他立马点头表示同意，可以说在这事上面他是真的做到了对王安石言听计从。那么，韩绛入主条例司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陈升之变成了第二个富弼，他不但没能大权独揽，反而从此成了一个朝政的看客。说得再直白一点，他因为自己的贪婪而被王安石轻易地踢出了权力游戏圈。
受此打击的陈升之一时半会儿无法承认和接受自己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失败，他学起了富弼在家称病告假，于是乎宋朝继富弼之后马上又有了一位整日居家养病的宰相。
很难说王安石会因为陈升之的背叛及其迅速地失势而品尝到胜利的滋味，自变法以来他的日子就没有安生过，无论是外界的反对还是内部的纷争以及每一项新法细则的制定和实施都在耗损他的精力和心血，而且这种耗损就如是狂风暴雨之下的海浪，它是持续不断的，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下面这位要出场跟王安石进行正面交锋的人便是此前一直都躲在幕后为反对派敲边鼓的司马光。
看着王安石继均输法和青苗法之后又在大张旗鼓地准备推出农田水利法，司马光彻底坐不住了。这农田水利法是一项鼓励民间和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农田开垦和水利疏通及修缮的法令，可这为什么也会遭到某些人的反对呢？很简单，有地的农民或者无地的佃户都去开垦荒地，那么地主们的大量土地谁去种？难道要这些习惯了坐享其成的地主们和官老爷们亲自去种吗？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受益的是农民和国家，可地主们的利益却受损了，他们能不抱怨吗？能不愤怒吗？能不群情激愤吗？
趁着给皇帝讲书的机会，司马光便提到了汉代“萧规曹随”的故事。他说：“曹参不改变萧何的法令，所以即便汉高祖崩逝了，可汉代在惠帝和吕后主政的时代仍然天下晏然且衣食滋殖。”
赵顼一眼便识破了司马光这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反问道：“照你这么说，汉代是不是就应该一直守着萧何的规矩不变呢？”
在一代历史宗师的面前，年轻的皇帝竟然敢“反抗”！
司马光立即义正辞严地说道：“何止是汉代！如果后世之人能够一直遵守禹、汤、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法令，那后面根本就不会有改朝换代这种事！”
面对司马光这一番近乎荒谬到极致的说辞，吕惠卿选择了跟进，他和司马光为此而进行了一场公开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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