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延州战败，无论是延州城里的知州范雍还是东京城里的宰相张士逊，也无论是身处局外的前宰相吕夷简和范仲淹，这些人都感受到了命运的浪潮在将他们无声无形地托起，而等待他们的也将是各自不同的命运之路的开启，这里面也包括了韩琦，包括了狄青。
作为鄜延路的一号长官和延州的知州，也作为延州之战整个战役宋朝方面的总指挥，范雍在李元昊撤兵之后并没有感受到丝毫的轻松，他反而觉得自己陷入到了更大的麻烦和漩涡之中，延州之战他范雍无论怎么说都难逃战后的追责。宋朝的文官尤其是他范雍这种曾经当过两府高官的人是没有死罪的，这一点不假，可如果这一生就要带着耻辱的光环去见列祖列宗也是他范雍不情愿的。为此，在朝廷的处罚决定尚未到来之前，范雍首先上了一道奏疏为自己辩白。
来看看范大人是怎么给自己喊冤叫屈的：“陛下，臣之前早就说了，延州这个地方就不应该是我该待的地方，这里太靠近边境且前面几乎没有任何屏障。我应该向夏竦那样，他在京兆府待着，同时还有重兵在手，如果前方的泾原路和环庆路有敌入侵就可以马上发重兵前去支援。而我呢？李元昊只要选定了我的鄜延路，那他只需要一个猛子冲下来就能直抵延州城下，我连一点反应和准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我的帅府应该设在山西的河中府，这里远离边境，一旦鄜州和延州有警，我也可以从容地调兵遣将。河中府和京兆府作为帅府是最恰当的，前面的州军则派一些边关宿将去镇守，这样的配置其实是最恰当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个建议一直都没有得到回音。如若早这样的话，说不定也未必就会有延州之败。另外，我之前曾经数次请求向我这边增兵，但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如果能够及时给我增兵，这次延州之战又岂能让李元昊一路南下如入无人之境？又岂能出现一万人对阵十几万人的一边倒局面？陛下，老臣我真的是太难了……”
客观地说，范雍说的这些有没有道理？确实有，可谁叫他点背加倒霉？再者说，追责这种事只要上面的人把手指向了你，那你再怎么挣扎也是徒劳，因为锅总是需要有人背才行。不出意料的是，朝廷的处罚决定在延州之战结束的次月就摆到了范雍的面前：振武军节度使、知延州范雍贬为吏部侍郎、知安州。
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这个处罚决定到来之前，范雍做了一件对宋朝可谓是功德无量的事——血气方刚的狄青不知什么原因在军中闯下了一个大祸，而这个祸大到足以让他的脑袋搬家。当案子呈到范雍的办公桌前，范雍本着人才难得的老好人精神特意赦免了狄青的死罪，而且还让他继续留在军中戴罪立功。
你没看错，范雍就是有生杀大权且无需奏报。此时的范雍和夏竦以及不久之后的韩琦和范仲淹，这些人身兼任陕西经略安抚使（副使）之职，而这个朝廷在战时临时设置的官职是具有生杀大权的。换言之，宋朝在战时的经略安抚使其权力几乎与唐朝时期的节度使别无二致。
在处理完延州战败的主要责任人之后，赵祯的愤怒开始转向李元昊以及他的西夏国。再没有比这更气人的事了，本来是我正在积攒所有的愤怒和力量要狠狠地抽你一巴掌，可就在这个时候你竟然一耳光抽在了我的脸上，接下来我能是什么反应？只能是更加怒不可遏并马上展开报复。可是，打仗毕竟不是打架，一切都得慢慢来。事实就是这样的让人感到无奈和抓狂，距离李元昊称帝已经是一年半了，可宋朝在准备了那么长的时间之后还是做不到立即发兵对西夏进行军事报复。
针对当下的严峻形势，赵祯再次下令让文武百官进言，之前因为范仲淹而特意树立起来的“严禁越职言事”的牌子也被赵祯一手给扔到了一旁，现在的头等要务就是怎么收拾李元昊，只要谁有好的计策和应对方略都可以上疏以闻。可想而知的是，接下来赵祯所要面对的将是什么？那将是如雪片一般飞来的各种奏疏以及众大臣相互间的口水四溅，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完成了陕西前线新一轮的权力和机构重组。
之前与西夏接壤的陕西四路分别由夏竦和范雍分管，如今夏守赟以京官空降的形式统领陕西境内的一切军政事务。看上去夏大人一时间那真叫一个风光无两，可一个人手里如果没有金刚钻还真的是最好不要去揽那瓷器活儿，夏守赟明明是个打仗的废物却不自知，更可笑的是他还非要逞能，这导致的后果就只能是自取其辱。
出京之后，夏守赟作为陕西的一号大员却给自己选了个绝对安全舒适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官衙之地，这里便是范雍老先生也觊觎良久的山西河中府。单是这一点他就在一瞬间失去了陕西四路的军心和民心以及官心，众人无不对其在私下里鄙视不已。夏守赟怕死就不说了，但只要你有真本事能够收拾掉李元昊，那旁人也是可以对你心服口服的，可问题就在于他没有这个本事。史称其“性庸怯，寡方略，不为士卒所附”，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在下属和将士们眼里既庸碌无为又胆小怕事的废物。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本来应该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他竟然在河中府待了好几个月却像空气一般地存在着，身为陕西的最高军政长官他没有制定出哪怕是一项针对眼下局势的应对措施和策略，完全就是一个空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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