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多余的废话我们在这里不再多说，现在进入正题。
在吕夷简荣升为大宋首相的次月，范仲淹也因为他在苏州为官期间政绩卓着而再次被朝廷召回京城为官，而他的回京迅速就吸引了一大批与他一样心中充满了道德和正义感的“君子”聚拢到他的身边，这些人里面就包括了欧阳修等年轻的官员以及本来就是以君子之道安身立命于朝堂之上的御史和谏官。
这些人的职业和职能就是专门给人挑错找毛病，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职业喷子，只要是他们觉得有错的或是看不顺眼的人或事，那就揪住了往死里克。欧阳修也不例外，在文学上他可以温文尔雅，可当他进入了开封城并发现了官场上的不平之事后就瞬间变身毛发倒竖的斗鸡。在他们这些自封为君子的人眼里，这个世界就应该是黑白分明且善恶分明的，而所谓的黑白与善恶的界定标尺就在他们的手里掌握着，他们也正是用手里的那一把标尺去丈量或衡量这世间的万事万物。
范仲淹这次回京所担任的官职是礼部员外郎（官）、天章阁待制（职）。这个官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其身份就是皇帝陛下的近身文学侍从官（不过，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种官员也有国务参谋或顾问的意思。他们可不止是和皇帝探讨文学，而是涵盖了军政农商等各种领域和行业，这颇有点像某个经济学专家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课的意味）。在品级和地位上来说，天章阁待制仅次于翰林学士这一类的官职，而翰林学士再往上可就要进入东西两府担任宰辅大臣了。
作为宰相而且是首相，范仲淹的升迁无疑是经过了吕夷简的首肯，甚至有可能是吕夷简想要提拔范仲淹。或许在吕夷简看来，经过人生的再一次起落之后，范仲淹应该成熟了，再不是之前的那种就知道认死理的木头疙瘩。而且，类似于范仲淹这样的既有真才实干又有崇高道德声誉的人是打心眼里让吕夷简为之而欣赏，吕夷简自己年轻的时候不也是像范仲淹这样的人吗？要知道他吕夷简当年开炮的对象可是以丁谓为首的“北宋五鬼”。既然如此，深受吕大宰相欣赏的范仲淹怎么可以继续在地方官的任上被长久埋没呢？范仲淹以前是执迷不悟，现在受点教训应该就好了，说不定还能成为他吕夷简的得力帮手呢！
对了，我们这里顺便提一下曾经的丁相公。
吕夷简和范仲淹相继升官的时候，丁谓又在干什么呢？这时候的丁相公早在两年前就获准以秘书监的官职退休了，他也早就不在海南岛上待着了。这些年他从海南的崖州逐渐内迁，先是广东的雷州，然后是湖南的道州，再然后就是此时的河南光州（今河南潢川）。
宋朝这样对丁谓可以说已经是非常仁慈了，毕竟他最后又回到了京畿之地，而且还混了个体面的退休方式。两年后的公元1037年，丁谓死于光州，享年七十一岁。也就是说，从被远贬崖州到最后离世，丁谓总共又活了十五年，而且在这十五年间，丁谓连一根白胡子白头发也没长。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丁谓先天基因太好的缘故，可当时的人们都一致认为这一切都与丁谓本人的心性有关。换了别人经历他那样的人生际遇可能早就抑郁而终了，至少也是满头白发郁郁寡欢，可丁谓却像个得道的高人一样对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淡然视之，他把这一切看得是相当透彻和清明——任凭云卷云舒，任凭惊天骇浪，我自稳坐钓鱼台，看淡人生百态。
还记得我们在这个故事里第一次提到丁谓时说过什么吗？以丁谓的学识和心性，如果他不从政定然是文学和思想界的巨人。说这话的可不是别人，而是当时的学界泰斗龚颖和王禹偁。
对于丁谓这样的人，我们说该说他什么才好呢？
抛开丁谓不谈，还是来说吕夷简与范仲淹这对此时的冤家。
如上所言，吕夷简这时候绝对没有对范仲淹恨之入骨，甚至是心怀期待和幻想，但遗憾的是，吕大宰相这一次不但是脑子进了水，而且眼睛里也进了沙子。范仲淹依然还是之前的那个范仲淹，更要命的是，此时的范仲淹早就已经把登上首相宝座的吕夷简给定义为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奸邪”。被道德君子们的领袖视为奸邪，吕夷简未来的日子可想而知。准确地说，自从上次因为反对废黜郭皇后而被贬到地方任职后，吕夷简就被范仲淹给贴上了“奸邪”的标签，他这次不回京则已，回了京他就是要想方设法搞倒这一个他眼中的奸邪。
不过，话又说回来，凭借范仲淹的实力要想扳倒当朝宰相吕夷简谈何容易？吕夷简不但深受赵祯的信任，而且宫中的大太监阎文应还和他穿同一条裤子，无论是在宫里还是宫外，吕夷简的触角可谓是无处不在。也正因为如此，范仲淹更是觉得吕夷简权势熏天必须要予以铲除，否则大宋必将陷入权臣一手遮天的无尽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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