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少坤笑了好一会儿，看到刘建设脸色黑得快要忍不住了，才说：“我来找你就是想帮帮你，给你出个主意。”
刘建设拿起桌上的烟点了一支，没什么好心情地说：“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但要说就说些新鲜的，别整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出来。现在能做的我们都在做了，不能做的怎么也不能去做。”刘建设并没有被这段时间一连串的意外搞乱自己的判断力。
何少坤笑了，说：“你想到哪里去了，虽然非常之事当以非常手段，但这非常手段是以破坏规矩为主，我们是规矩最忠实的监督者和约束者，怎么能够自己去率先常用非常手段呢？
我的意思是你只看到了泄密带来的被动，看到了它坏的一面，却没有去想想是否能够坏事变好事，把它好的一面给发挥出来，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可不要忘了。”
“好的一面……”刘建设在椅子上夹着烟喃喃地念了几声，突然他眼睛一亮，说：“你的意思是……
何少坤笑了起来：“每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态度，他都会有一定的原因，所以我们常说态度决定一切，现在就是从别的人对这件事的态度上入手的时候了，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更准确地修正目标。”
刘建设赞同地点了点头。
晚上在这间办公室，刘建设、杨海洋坐在了一起。
杨海洋一落座就向刘建设做检讨，说自己工作没有做好。但被刘建设打断了：“这次泄密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说明了我们公安队伍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个在以后肯定要做深刻总结和检讨，但现在不宜大张旗鼓地追查，这样会分散了我们本来就有限的警力，而且会搞得人心惶惶，同志们也会有诸多顾虑。
现在我们先按捺一下，主要精力和注意力还是不能够分散，要专注到这次的这个案子本身上面来，所以今天叫你过来不是为了听你检讨、追究责任的，而是一起商量一下在目前这种已泄密的情况下，怎么继续有效地开展侦查工作？”
杨海洋点了点头。
刘建设又说：“另外还有，这次既然保不成密了，你们也就要做好对困难和阻力充分的估计和思想准备，如果有人打招呼或施加压力，你就把我祭出来。”
杨海洋赶紧说：“刘书记，你这不是小瞧人了嘛！我们公安可是你的老部下，都是你一手调教出来的，我们什么时候怕担过责任，怕受连累？”
刘建设哈哈一笑，说：“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了解你们，所以才和你们事先打这么个招呼。
海洋啊！虽然你也是县委常委，但毕竟在一些事情上我出面比你们出面周转的余地要大一些，还有我们必须有个原则上的具体分工，你们公安是这次侦查的主要力量，是我们在一线的主战部队，那么你们就应该把全部的精力用到对案子的侦查上去，而我现在则主要是起到协调和组织的作用，那么与外面一切协调工作就应该由我出面，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杨海洋不说话了，他太了解这个老局长的脾气了，一旦认准个理了，光说是不顶屁用的。
看到杨海洋还是有点犹豫的样子，刘建设就说：“不过你们也得配合我一下，这样，你让你办公室找个踏实认真的人，专门负责接待和整理这类电话。以后只要有涉及到案子的说情电话或通过其他什么渠道打招呼的，你就让他一五一十详细地记录下来，然后专门归成档送到我这里来，这样我就可以充分分析和应对了，你也可以随时和我保持一致，你说好不好？”
没有办法，杨海洋想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他只好答应了下来，刘建设还叮嘱了一句，要不分大小、不分粗细都要记录下来。
交待完这些，两人才就下一步怎么开展工作进行了商量。
刘建设在心里暗暗准备着，现在就看谁敢出来说话了，只要有人活动、有人说话，自己就有机会揪住他们的尾巴，然后一查到底。
李思思从古川回去的时候，在郝建国那里拿了二十万，这是郝建国强行塞给她的，所以李思思当时就感动得趴在郝建国的肩膀上哭的一塌糊涂，还狠狠咬了郝建国两口。
而路莹莹也在李思思回省城以后的第三天，离开了古川。她到省城以后，就来党校找简阳，还是在那间小餐馆，不过这次多了一个人，一个有六十来岁的男人。
简阳本来还以为这是路莹莹在香港的什么亲朋好友，谁知道对方一开口，简阳就知道对方是个北方人，因为他的口音非常明显。
路莹莹向他介绍了一下，说这是北方某农学院的退休教授，自己请来的专门帮助自己管理古川旅游同业联合的技术顾问马连群教授。
三个人也没有叫什么菜，只点了几个比较有本地特色的菜肴，就慢慢谈开了。
一开始还是以路莹莹为主导，就古川旅游业的发展在讨论，但不知不觉就说到了古川旅游资源的保护，然后又自然地联系到了生态环境的课题，到了最后就成了综合持续利用古川生态环境的问题，路莹莹反而变成了主要听众，但路莹莹却是饶有兴趣地在旁边听着，时不时插上句话，增加了谈话的活跃与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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