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精准地钉在卡努伊的痛点上。
“管理层的因循守旧、家族成员的权力斗争、对市场趋势的误判、对技术创新的漠视、对成本控制的放任——这些问题，哪一个是外人造成的？哪一个是精工舍、或者是任何竞争对手强加给卡地亚的？”
杨开摇了摇头，眼神中甚至带上了一丝遗憾：
“都不是。全是卡地亚家族自己造成的。”
“所以我再说一遍——这个特别分红，我本来完全可以不提。从商业逻辑上讲，我花真金白银买下了百分之八十的股份，承担了全部的经营风险，我凭什么还要额外掏钱给原来的股东？这不符合任何一条商业规则。”
他竖起三根手指：
“三年，百分之十五。这是我出于善意给出的补偿，不是义务，不是责任，更不是欠你们的债。如果您同意，我们照此执行；如果您觉得不够，非要谈到五年、百分之十八——”
杨开的手指缓缓收回，声音变得冰冷而决绝：
“那对不起，三年的补偿我也会取消。一分钱都没有。”
这句话像一把刀，直接砍断了卡努伊最后的幻想。
因为这本来就和我没关系。杨开最后补了一句，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个数学公理。
房间里陷入了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卡努伊的脸色阴晴不定，嘴角微微抽搐了几下。他被杨开这番话说得如鲠在喉——理智上他知道杨开说的是事实，卡地亚的困境确实是家族内部的问题；但情感上，被人当面把伤疤揭开、还被说成是人道主义补偿，这种屈辱感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
更重要的是，杨开的最后通牒太狠了——不同意就一分钱都没有。这不是在谈判，这是在逼他做选择题：要么拿三年的钱走人，要么一分钱拿不到，而且连拒绝的余地都没有，因为杨开说得出就做得到。
卡努伊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寻找着突破口。
杨先生——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努力保持着镇定，“我理解您的立场，也认同您说的很多观点。但是，卡地亚家族毕竟经营了这个品牌上百年，您说’和我们没关系’，这未免有些……绝情了吧？”
杨开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卡努伊咬了咬牙，决定换一个角度：“好，五年和百分之十八我不争了。但我有一个折中的提议——三年，百分之十五，这个我接受。但在这三年之外，我加一个条件：如果三年后卡地亚的年净利润超过了收购前一年净利润的两倍，那么超出部分的百分之五，作为额外分红，再分配给卡地亚家族原股东，期限两年。”
这个提议非常巧妙。
卡努伊没有在固定分红上继续纠缠——因为他知道杨开在这个问题上的底线已经焊死了，再争只会适得其反。但他换了一个思路：把分红与业绩挂钩。
如果杨开真的能把卡地亚做起来，利润翻倍甚至更多，那百分之五的额外分红对他来说不过是毛毛雨；但如果卡地亚没有起色，那这条就是一张废纸，卡努伊什么都拿不到。
这等于是在说——我赌你杨开有能力把卡地亚做大，如果赌对了，我分一杯羹；如果赌错了，我认栽。
这个提议既保全了卡努伊的面子，又没有触碰杨开的底线，同时还暗含了一层意思——我相信你的能力。
这顶高帽子，戴得不动声色。
杨开听完，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他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极淡的笑容。
“卡努伊先生，您是一个很聪明的谈判者。”
这句话既是赞美，也是感叹。
这句话既是赞美，也是感叹。
“好，这个条件我答应。三年固定分红加两年业绩挂钩分红，可以写入合同。但有一个前提——超额利润的计算，必须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基准，而且要扣除特别分红本身对利润的影响。我不能接受左手分钱、右手算利润的操作逻辑。”
卡努伊微微一怔，随即点了点头：“这个合理，我同意。”
接下来的谈判，进入了最琐碎、也最漫长的阶段。
大的框架已经确定——中方持股百分之八十以上、绝对控股权、人事财务主导权、全面重组、技术品牌管控、皇室关系保护、工匠保护计划、基金会资产隔离、退出机制、分红方案——这些核心条心条款如同建筑的承重墙，已经立了起来。
但承重墙之间的填充物，还需要逐一笔笔地去打磨。
比如——
董事会具体设几个席位？中方五个、家族两个，那剩下的席位给不给独立董事？如果给，独立董事由谁提名？
卡努伊坚持再增加一个席位给家族，理由是两个席位在七人董事会中连否决权都触发不了。杨开拒绝了，但同意在涉及品牌变更、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时，家族席位拥有一票延迟否决权——即在董事会第一次表决通过后，家族代表有权要求将决议推迟三十天重新审议，但第二次表决时不再享有此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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